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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良大律師:政治運動式的法治

201967月發生在香港的動盪, 除了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他們聲稱的「反英抗暴」事件外, 堪稱史無前例。歷史好像跟香港開玩笑:今天《逃犯修訂條例》引發的矛盾, 本質說出來是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而產生的抗拒。52年前的夏天, 本土左派組織策動的「造反」運動, 不也是因為香港大多數人對中國大陸的抗拒而以失敗告終?

 

近月包括特首、行政會議內的資深大律師、昔日政府高級律政官員、港區愛國法律人仕常掛在咀邊的說話:「大家要相信, 大陸法律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真的嗎

 

習主席7年前在登位前成功除掉了一位最具威脅的對手薄熙來。薄主政重慶時最有名的一項事績是「打黑」, 即打擊黑社會、反罪惡運動。使用的手段當時被大陸法律界稱為「黑打」:大規模指標式抓人不必講程序公義, 調查取証全方位酷刑逼供, 檢控則必要定罪,法庭程序只是「走過場」;代表律師因為替被告進行抗辯致自己身陷囹圄屢見不鮮(例如著名的李莊案) 。我們且稱之為「法治運動化」。

 

過去一年多, 走在大陸大江南北城鄉鎮, 驚見到處鋪天蓋地的橫額標語海報口號、反黑運動又來了, 這一次是習近平治下的「掃黑」。沒有人懂得「打黑」和「掃黑」兩個詞語分別在哪, 除了前者是指發生在薄治下的重慶, 後者是現今在習治下的全國範位進行。在防控監視密不透風的今天, 中國大陸真有那麼多黑社會、黑組織、黑團伙嗎? 一位多次替「環球時報」撰文的法律學者吳法天教授說:「涉黑辯護, 是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目前沒有一起因律師辯護而去掉了涉黑罪名, 至少在公開的報導中沒有找到」。看看數據, 全國公安機關據說直到2019年『全國打掉黑組織1,292, 惡勢力犯罪集團5,593, 紀律檢察機關查結涉黑涉惡涉腐敗和 保護傘問題共14,000, 黨紀處分一萬多人, 移送司法機關 (即檢控) 1,899, 全國掃黑除惡的網站群眾的舉報、信箱和電話舉報共三十多萬宗, 發放舉報獎勵金一千五百多萬元; 國家「掃黑辦」對25起重大涉黑案進行掛牌督辦. 推動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對40多宗重大涉黑案件聯合掛牌督辦... 』。 這是怎樣的一個雷厲風行,運動化的「反罪惡」工程?

 

在這充滿中國特色的「運動化法治」過程裡, 絕大部分案件都採取異地管轄, 即離開案發地區審理, 被捕者皆處於指定監視居住情況下, 即是被拘禁於普通監獄或看守所以外其他沒有透露的地方, 會見律師權利受到嚴格限制, 至今為止一審無一倖免所有被告人都被定罪, 二審不開庭下全部維持原判。結果, 多位北京著名的刑事辯護律師坦承, 涉黑案件他們都不願意再接受委託。一位學者同時也是執業律師說: 這一輪打黑運動太殘酷了。

 

究竟有什麼黑案?去年河北審結了一宗涉黑案,主犯全是漁民,所謂的涉黑組織只是一個漁民自助協會而已,事件性質是漁民間的糾紛,涉非法捕撈爭奪作業地域等,和黑社會組織犯罪半分牽扯不上。被告人從70歲的老漁民到剛離開解放軍轉業當出納員的20多歲少女,不同的年齡性別共六十多位被告人,近八十位辯護律師代表,法庭濟得水洩不通。審理十多天後,不到半個月便下達一份五百多頁的判決書,全部被告罪成。二審連開庭也省了便維持原判。即是說在「運動化」掃黑下連表面的司法程序也可以視如無物了。

 

去年湖南的朱氏兄弟案,轟動一時。朱氏是地方著名的民營企業家,身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做過很多慈善卻以有「布袋罪」(即是什麼都可裝得下的罪名)的「尋釁滋事」罪被拘捕。當他處於指定的監視居住下公安開始徵集對朱氏的舉報,除了開始時的尋釁滋事罪外,再給他多弄了十多項指控,他全部不認罪。最後大半年過去後終於有機會第一次會見律師時,他才有機會講述在羈押期間受到的殘酷刑訊逼供:除了常態的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外,還有吊打、體罰、羞辱,及最被強逼吃自己的大便的駭人聽聞的地步。

 

大陸法律界尤其專門研究酷刑問題的專家曾樂觀地認為,自從經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嫌疑犯必須要及時送往看守所,避免偵查人員濫用權力,上述這種野蠻反人道的逼供已經在減少。也許這正是香港一些「中國法律進步論」的言論的依據。可是,「運動化」的法治來臨時,當被告人處於監視居住 (最新的「監察法」多了一個名堂叫「留置」),失去了會見律師權利,長期和外界隔絕的羈押環境中只有查案人員作伴,到了法庭時曾經在酷刑下作出的招認基本上是不可能推翻的情況下,整個法律程序都成為酷刑逼供的最佳土壤。上述朱氏企業家,二十年的家業財產除了查封便是沒收,個人幾乎性命不保。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

 

可是在中國,「運動」來了便無人可以倖免,包括幼兒院,相信嗎?筆者看過一張傳來的文件照片,內容是江蘇一家幼兒院按黨委指令「查牌」向院內幼童進行查黑,然後書面報告「經查排未有發現班上36名幼童有涉黑人員」。據悉事件嚗光後該幼兒院負責人被市領導批評為搞「形式主義」。「運動式」的中國法治,不是香港律政司長說的「我們將來會請大陸法院保證被引渡的人法律權利得到保障」那麼輕飄飄的。

 

今年年初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對地方「掃黑除惡」也有微言:『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不是黑社會就不能定成黑社會』。

 

連最高檢察院對各地檢察機關的能力,誰是可逮捕、可起訴的人員、什麼才構成黑社會罪行也沒有信心,香港竟然有人信誓旦旦安慰港人「中國法律有很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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