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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國際反酷刑日】被酷刑的維權律師自白: 蔣援民

蔣援民律師海南歷險記

——一個有良知的刑辯律師的艱難歷程

 

    主持人:今天我們請來蔣援民律師,他因為在三亞的一個案子,被關押了170天,身體受到很大傷害。所以今天的會也是一個心理安慰會,是我們安慰蔣援民律師,首先咱們表達一下對蔣律師的安慰。

    先說一下紀律,我寫了一個東西。基本上是三條紀律。不許抽煙。第二單元門外靜音就是到外面去說話、接電話之類的,包括在樓梯間內不去大聲說話。第三是手機關閉。第四個就是我們今天活動,我們有可能錄音,之後會形成一個文字資料整理,我們也可以在網上發佈出去。如果不希望自己的身份透露,不希望自己說的話,在網路公佈的話就提前說,但是主要以蔣援民律師,記錄他的內容,將來稿子發佈的話,就是蔣援民律師,其他的交流可能會是問和答的形式,就不披露其他人的。當然我們總的來講,大家主要是研究法律問題,我們其他的我們 就不涉及,所以這個我想大家還是瞭解一下,我們將來可能要公開的東西。

    我們現在先由蔣律師,給大家做一個報告。時間可以長一點,可以短一點,一個多小時,然後大家再做一個溝通。那麼下面就歡迎蔣律師。

蔣援民:首先我感謝各位律師同仁對我被三亞公安機關違法抓捕以後,對我的關心和關愛。因為有了你們大家在網路上呼籲,才對三亞無論說警方也好,檢察院也好,或三亞市委也好,也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壓力,所以他們不敢進一步亂來。

我被抓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我為三亞天涯鎮塔嶺村大村村民小組被抓維權村民辯護,為他們村民小組代理土地維權案。

我是從2010年11月份經過朋友介紹,開始介入這個案子的。案子一共是兩個,一個是國家開發銀行,轉包他們村民土地以後,又另外侵佔了他們50畝左右的土地。後來我介入以後,幫助他們寫了一些材料,給有關部門報送以後,國家開發行負責人就指示國開行海南分行跟村裡就多占的50畝土地簽訂了一個承包協定,給他們390萬的承包費,就那個問題解決了。那個案子也是免費代理,就是幫村民,沒有收一分錢,包括路費,那個案子是跑了五次,從深圳到三亞,往返五次。

    那個案子結束以後,大概就到了2012年7月份的時候,又因為他那個村跟投資商辦了一個旅遊公司。這公司是村民以土地入股,然後投資商用現金入股,在他們靠近三美灣邊上大概8畝多的集體土地上蓋了一個旅遊景點,旅遊景點正好在國開行承包土地和華麟公司的土地中間的這一塊,華麟公司就是與我後來被抓的這個案子有關,因為他們現在佔用的249畝土地,他的土地從另外一家公司買來的,另外一家公司是在1992年的時候,以承包的形式把地承包過去了,承包過去以後馬上就找到副市長,僅憑副市長一個批條就把這地變成國有了,村民都不知道。要詳細講要講很遠。

    反過來講旅遊景點,旅遊景點建了一些長廊了、鐵索了、一些小木屋,還搞了幾艘廢舊漁船。那個三美灣在三亞來講,是唯一沒被開發的處女地。風景特別漂亮,水一點污染沒有,那三亞其他地方基本都被開發污染了。它就在南山寺南海觀音寺東面港灣,就在那能看到外觀,所以他們景點特意在岩石上搭了一個拜觀音的檯子。

    因為他們建了這個景點,華麟公司也準備在那建一個豪華別墅區,華麟公司就認為會影響他們將來房屋的銷售。據華麟公司的人員自己講,他們花了五百多萬買通了市里領導,市領導強行就把這個景點定為黑景點,強行拆除。首先是華麟公司買通了一個記者,做了一個假採訪報導,說它那是黑景點。省長批示要求查。

    實際他那個報導講的是旅遊景點亂收費、導遊強推合同外專案,以這個名義寫的。蔣定之省長批示以後,華麟公司就買通了市領導,分別召開了有關部門的會議。就做出決定,一個定性為黑景點,第二個無條件拆除,第三個吊銷營業執照。

他這個旅遊公司是辦了旅遊執照,辦了稅務登記證,同時又在三亞市旅遊委獲得了三亞市特色旅遊景點批復,所以它的景點是合理合法的,一點不違法。但是他以一個什麼理由呢?說是他沒有經過海洋局批准,取得海域使用權,就是擅自開展海洋旅遊業務,但是這個旅遊公司從來沒有開展這個業務,只是旁邊有塊地租給人家了,人家另外一個旅遊公司在那搞了個潛水啊、潛艇啊,搞這個旅遊項目。大村這個公司根本沒有。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景點建築那些小房子、長廊、索道這些東西沒有報批,按照城市規範法規定,屬於違章建築,要拆除。後來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他們讓我過去,我就去了。去了就幫他們寫份材料。第一個就說這個旅遊景點,手續齊全合法;第二個它沒有開展海上旅遊項目,所以它不存在違反海洋法擅自開展海上旅遊項目;第三個它這個旅遊景點所在的位置是農村,他們處罰依據城鄉規劃法關於城鎮違章建設的規定,不適用對農村、村鎮這一塊。因為村鎮的違章建設,處罰跟城鎮不一樣。村鎮建設,你沒有報批,沒有取得鄉村建設規劃證的話責令你補辦,如果你拒絕補辦的話,才可以強行拆除。

政府根本就不理睬你,然後最後7月12號就強行拆除了。拆除以後村民和公司就又委託我,幫他們寫些材料,就向中央有關部門都報送了,村民聯名簽字,還有公司、村裡蓋章。強拆的時候,也是出動了特警和城管,也是採取噴辣椒水,用警棍去打,這個錄影還有些照片,在新浪網和網易網等網站全都發過,當時他們把景點拆了以後,當天就在路口就設了一個警用帳篷,24小時派員警和協警值班,不准村民再到海邊去了。

    這樣一直到了2012年大概是9月份,可能是9月底,公安局就把警用帳篷撤了,員警和協警也不用24小時值班了。這時候村民就開始就華麟公司無償佔用村民的另外的11畝地,就向華麟公司發難了。他們提出來,華麟公司249畝建設施工土地,是我們村裡的,我不管你買的程式是否合法,但是沒有向我們村民支付土地補償款,那麼你就不能夠繼續從我們村裡的另外11畝地村落。就是說你必須賠償我們錢,我們才允許你從我們的土地上通行。他那個249畝別墅建設工地,必須從那11畝土地通過,要不然的話,它得另外在一個很高的坡再修條路,而且還影響它那個別墅的規劃。他們村民就跟華麟公司產生矛盾了,鎮裡面就多次來協調。

    最後到十月和十一月份的時候,據村民講,鎮裡、華麟公司還有公安分局,先後三次向他們借地,就借那11畝地通行。一次借了七天,一次借了十天,第三次借一個月。但是我目前搜集到的證據,只有一個七天的,還有一個一個月的。我看到一份借地的協議是由華麟公司和鎮裡黨委副書記簽字、華麟公司蓋章,向村民借11畝地通行七天,然後保證給村民一個說法。這個七天到了以後,大概就到了11月1號,村民又開始來了,你說了一個星期給我們一個說法,到現在沒有說法,那不行,我們不讓你再通行了。

    11月2號崖城公安局分局局長帶領大批員警就去了,又跟村民協商,但是這一段就被村民給錄下來了,這個錄影也有。這個公安局長當時講,我看了你們材料,你們訴求是合理的,但華麟公司工程是重點工程,希望村民允許華麟公司通行。一直協商了很久,最後好象是下午的時候,他們就告訴我說,最後達成了一個初步協定,村民把11畝地借給他通行一個月,然後鎮政府和公安分局局長保證成立一個工作組,專門處理249畝土地的問題,並在一個月期滿時,給村民一個書面答覆。

    然後村民就講了,說蔣律師是我們的律師,他代理我們的土地案件,這個事我得問一下蔣律師,然後公安分局的局長叫王澤芬,就問村長,你把蔣律師電話告訴我,我直接給他打電話,村長說那不行,我得問他同不同意。大概下午2點多鐘村長給我打了個電話,開始就問我,說公安分局王局長要你電話,你同不同意給他,我說什麼事。他說11畝地的事,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11畝地,我就問他11畝地怎麼回事。他就告訴我,華麟公司那249畝土地跟公路之間隔著一塊地一共11畝,這11畝地是我們村裡的,不屬於那249畝面積內的。華麟公司要去工地的話,必須從那11畝地經過,現在我們攔著路,不讓他走,因為他們沒有借用,所以我們不同意他走,必須把這249畝土地問題解決完了,我們才可以借給他用。

這時候我才知道11畝地怎麼回事。他又問我,我們攔這個地,不讓他通過,合不合法。我問這個土地確實是你們村裡的嗎?確實沒有爭議嗎?他說鎮裡和公安局長都說,還有華麟公司也說這個地是我們的,這個沒有爭議。我說沒有爭議的話,根據《土地管理法》、《物權法》、《民法通則》、《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合同法》規定你們有權在他人沒有辦理征地、借地或者租地手續之前,阻止他們通行,你們有權維護你們自己的合法權。我說不違法。

然後我說你把我的電話告訴王局長吧。我把電話掛斷以後可能不到兩分鐘,王局長給我打電話,他也確認了這11畝地是村民所有,他也承認這個249畝土地村民的材料的訴求是合理合法的,他也表示同情,他願意幫助村民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個省市的重點工程,村民攔住路以後,讓華麟公司不能夠施工,已經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重視,所以領導派他來,他也沒辦法,只好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跟村民已經達成了這麼一個意向,希望我能夠支援他工作,讓村民同意這個方案,在這上面簽字。我聽完以後說,既然你答應了幫助村民解決問題,還保證一個月之內給村民一個答覆,那我同意你的意見,我可以做村民工作,讓村民同意你們借土地。他說那就請你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的向村民表達。我說那可以,然後我馬上就給村長打電話。

    我說鎮領導和公安局局長保證在一個月之內幫助你們解決問題給你們一個答覆,那你就把地借給他們使用一個月。然後我就把王澤芬局長跟我通話的內容轉達給他了,我說你把這個話,再向村民轉達。這個事就過去了,再以後怎麼個情況,我不清楚了。這是11月2號的事。

    一直到12月6號下午,我突然接到一個中央媒體資深老記者的電話,她說蔣律師,你知道吧,崖城公安分局抓了二十多個人呢,把村民抓了。我說怎麼回事,為什麼抓人呢?他說村民攔路不讓華麟公司過,他們就抓了二十多個人,他還問我什麼時候過去。我那時候在廣州, 7號要開庭。我說那行,我說7號開完庭, 8號去吧。她說那我8號也到,我說行,那我們在三亞見。

    8號下午,我們都到了三亞。在酒店裡,一些朋友給我們介紹情況,還有一些村民向我介紹情況,就是當時沒被抓到,跑出來的村民。這個情況就是說,11月2號不是達成借地一個月的協議嗎,11月2號天涯鎮政府就發了一個會議紀要的文件,就把達成協議的內容就已經體現在檔上了。到11月5號,村民就說王澤芬保證的,那你王澤芬得簽字吧,你這個文件也沒有章,是政府會議紀要的形式。那你王澤芬至少要簽字,你不簽字我們就不同意。王澤芬就在上面簽了“屬實,王澤芬, 2012年11月5日”,並按了指紋。這個指紋的事情後來公安部的人特別生氣,他說沒想到我們公安局局長居然淪落到了去給別人簽字畫押摁指紋的地步。

    然後到了12月5號,檔規定的期限到了,還沒有給個答覆,他們也沒有成立工作組。這個時候村民又不讓了。其實12月5號就已經下命令了,據我出來以後聽說的,是由當時的三亞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江偉,直接命令崖城公安分局局長讓他派人就把攔路的村民抓起來了。這個是繞過了市公安局,因為這個江偉是副市長,他基本上都在市政府辦公,那市公安局的辦公室他一個月去不了一次。所以他越過市公安局的其他副局長,就直接給崖城分局下了個命令抓人。

    到12月6號上午9點多鐘的時候,村民就站在11畝地,挨著公路這邊的路邊上,不讓推土機、鏟車從那過,他們在路上已經種了芒果樹,不准他們去推。然後那個車也退回來了,沒有發生任何肢體衝突,村民每個人手裡拿了兩份檔,一份是國務院關於嚴禁公安幹警介入土地糾紛的檔,還有就是公安部的一個通知,也是不准公安幹警介入土地糾紛。就手拿著文件站在路邊。

    大概將近9點半的樣子,突然就來了將近五六十輛車,有普通的轎車,多數的全都是那種囚車似的警車,就開過去了,立刻下來了大概將近兩百個特警,全付武裝的特警,還不是普通民警,他們一下車以後,王澤芬與幾個領導穿著便衣站在下面指揮。我從錄影中看到,王澤芬指著山頭上在錄影的那個人,安排員警去抓在山上照相、錄影的人,然後就喊了一聲各就各位,這個各就各位,是他們在出發頭一天就已經把村民的照片發給這些特警了,讓兩個到三個員警盯住一個人,你就看住你自己物件就行了。他一喊各就各位,這些特警馬上就各自找自己要抓的那個村民,就站到村民後面。也就不到兩分鐘,緊接著又說了,行動。於是,兩名或者三名特警就開始把村民按在地上,拳打腳踢,有的村民掙脫,他們就用辣椒水噴村民的眼睛,總共當天抓了22個人,這22個人中間,有一個是拍照的,他是大村原來旅遊公司的一個工作人員,不是大村村民,他是新疆人,在這工作。抓住這些村民以後,基本上每個人當場都被打了,不管男女老少都打,被抓的人中間年齡最大的是72歲,就是老支書,他原來是塔嶺村黨支部的支部書記,還有兩個是60多歲的人,有的是父子被抓,有的兄弟被抓,有的是夫妻被抓。這裡面有肝癌病晚期患者,還肺結核,嚴重的胃炎,還有嚴重的癲癇病,全都抓到了。抓到以後就關到戒毒所。

    還有個插曲。那個拍照的人叫蘆海強,被抓以後,開始沒把他押到警車上,在警車前面一點的一個房子前面,就把他推到到地上,二三十個特警圍著他,拳打腳踢的,一腳從這踢到那邊,那邊再一腳踢到這邊,這個在網上有錄影視頻,大概就這麼踢來踢去的,打了有十多分鐘,那視頻還比較短。視頻我聽說他們用手機拍的,說拍著拍著下麵看見了,員警一指他,他害怕沒敢再拍下去。

    所以打人那一段正好拍下來了,看著特別殘忍。這邊一腳踢到那邊,那邊又踢到這邊。然後把他押到囚車上,恰好他和那老支書在一個囚車上,車上被抓的就兩個人。把他押在囚車上以後,就讓他臉朝地面上,趴在上面,手銬銬住雙手放在後面,撲在地下,員警腳踩在他身上。他當時已經疼得不行了,然後說要喝水,員警也不給他喝水,後來這個老支書就看不慣了,就拿了一瓶水,把他拉起來,讓他喝水。

    然後把這22個人拉到戒毒所以後,分別銬在鐵椅子上,雙腳也銬在鐵椅上,手也銬著,就坐那個鐵椅子上。大概一直到了第二天,銬了一天一夜,才去審。審的時候就讓村民承認說是我和另外一個投資商召集他們開會,指使他們攔路。

    但村民都說,沒有啊,他們從來也沒有召集我們開會,也沒有讓我們攔路。不招認就打,拳打腳踢的。審訊的地方,沒有監控,因為在戒毒所,他們沒把村民拉到審訊室審訊,他們還把村民從審訊室拉出去,拉到外面一頓爆打,打完以後再回來,逼他們要供認,不供認的話就要打。最後打得受不了了,他們寫的什麼東西也不讓他看,就讓他們簽字。22人中只有七十多歲的老支書沒有被打,老支書當天晚上就放回來了,就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行政拘留十天,因為年滿七十多歲,不執行,就當天把他放回來了。其他人在那裡關了2天,到11月8號,就有的送到行政拘留所,有的就送到看守所。

     當時送了15個到拘留所,其中有兩個村民,一個是肝癌晚期的患者,一個是肺結核患者,送到看守所後,看守所不收,他們就只好通知家屬來辦取保候審。剩下13個被看守所收押了,還有6個被行政拘留十天。

到12月8號上午,他們就又讓塔嶺村黨支部書記通知大村村民小組班子成員,說是鎮裡要在塔嶺村召開會議傳達十八大精神,讓他們去參加,結果這班子成員6個人,9點多鐘就到村裡的會議室去了,一進了會議室員警就撲上來抓人,除了一個副村長上廁所外,其餘五個人,包括村長、副村長、會計、出納和村民什麼監督小組的組長,都被抓了。那個副村長上廁所,在廁所裡聽到外面抓人,就沒敢出來。等他們走了,他就跑了。抓起來也是審了兩天,10號送到看守所,也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然後也是逼他們承認,我召集他們開會,召集村民開會,指使村民攔路。

到9號的時候,村長的弟弟就委託我做村長的辯護律師,我帶著手續跟中央媒體兩個記者去崖城分局,去要求會見村長。一去就出現這麼個情況,首先一到那去,他那個刑警大隊內勤特別熱情,馬上拿個表,我一看,就是律師會見涉密案件犯罪嫌疑人,我說那不是涉密案件呢,怎麼填這個表呢?他說這個案子必須填這個表。我說好,把表給我,然後我就填,填完以後,我就問他,這個辦案單位和辦案人是誰,我怎麼去找呢?他說我給你查一查。他電腦裡一查,根本就沒有這個案子。他說,不好意思我也查不到辦案單位,也查不到辦案人,但是這個案子確實是我們分局統一行動抓的人,抓了幾十個人,這我們都知道,人確實是我們抓的,但是我現在電腦裡查不到這個案子,也查不到辦案單位和承辦人。我問那怎麼辦?你人抓了我得要會見呀,按照法律規定律師有權會見,你們不能阻止我。

    他說這個行動是局長安排的,你找局長吧。我問找哪個局長,他說王澤芬。我說王澤芬在哪啊?他說在局辦公室。他說這樣吧,我把王澤芬電話給你,你給他打電話。他就把王澤芬電話給我了,然後我就給王澤芬打電話,他當時還接了電話,我就問他,王局長,我是蔣律師,咱們以前通過電話。我說現在你們把符日榮抓起來,符日榮的弟弟委託我作為他的律師,為他提供法律幫助,我今天來刑警大隊辦理手續,但是刑警大隊查了,他們沒有這個案子,不知道哪個部門是辦案單位,誰是承辦人,因為會見要承辦人簽字,辦案單位簽字。他說刑警大隊就是啊,他們就是辦案單位啊,你找他們就可以了。我說,我現在就在刑警大隊,內勤已經查了,根本就沒有這個案子。他說你這樣吧,你下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咱們當面談,我現在正在開會。我說那好吧,我下午就過去。

    當時是11點鐘左右,然後我就跟記者說,先回去吧,最好到天涯派出所再去查一查,因為大村歸天涯派出所管,按屬地管理的話,一般案子都歸派出所管。他們說行,我們去吧,然後我們就開車到派出所。

    派出所中午休息,值班的協警說下午三點鐘上班,讓我們等一會。我們一直等到三點種,然後到上班的時候,那個協警就給當天值班的教導員打了電話,把情況跟他說了一下,他說等一下過來。結果我們等了四十分鐘,他沒過來,再催的話,就派了一個員警來,來了就跟我們講,說這個案子我們派出所是辦案單位,他說你要會見的話,你把那個表拿過來。然後我把會見表拿給他看,我說你們派出所是辦案單位,那承辦人是誰啊?這裡需要承辦人簽字。你們刑警大隊內勤告訴我,必須要承辦人簽字,然後辦案單位蓋章,到他那去換取會見通知。

    他就當時愣了,我說你是不是承辦人?他說我不是,我說不是的話,那我找誰簽呢?他憋了半天,最後說這個案子是副所長主管,我說主管和承辦不是一回事,辦案單位可以由你們副所長簽字,派出所蓋章。但承辦人必須要具體承辦這個案子的人簽字。他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來,最後被逼得沒辦法了,就說副所長就是承辦人,但是今天他休班,你明天再來吧。我們就回去了。

到下午,我們又到崖城分局去了,我們三點鐘一到分局大院裡,就給王澤芬打電話,王澤芬接了電話,說我不能見你。我說為什麼不能見我?上午不是跟我約得好好的嘛,讓我下午上班來跟你見面談嗎?他說你為什麼帶記者來?我說記者是陪我來的,記者不見你。那不行,那你得經過市局領導批准,然後我在市局裡跟你們見面。我說這不是記者採訪你,我說是你約我到這來的,這兩個記者,在車裡不會下車,他也不會出來見你,他只是陪我一起來。他說那不行,我現在正在有事,在市里開會呢。我說我也不需要見你,你就把誰是辦案機關,誰是承辦人告訴我就行了。他講不出來,就說等我散了會回來,你在公安局等我吧。我說我憑什麼在這等你啊,你說你在市里開會,那麼現在三點鐘開會,你開會至少開一兩個小時吧,你再從市里趕回來,至少還要一個小時,正好下班高峰。我不能等你三四個小時吧,我就逼著讓他告訴我辦案單位和承辦人。他就把電話撂了,然後我們就開車回市里了。

我們剛到酒店樓下,就接到自稱刑警大隊林隊長的電話,他說王局長讓我給你打電話,讓我來接待你,辦案單位就是我們刑警大隊,承辦人你到這來了就可以看到了。我說我已經到你們刑警大隊內勤去查了,你們刑警大隊根本沒有這個案子,他說內勤不知道,他不清楚。我說哪有內勤不知道自己刑警大隊的案子的。他說那還沒錄入呢,你過來吧,讓我六點鐘以前,必須趕到。

 

    我就和兩個記者又開車到刑警大隊。到了以後,他讓記者在外面等一下,然後就在他的辦公室接待我,他們一共三個人,一個辦案人,還有一個人始終沒表露身份,他同時把一個答錄機從抽屜裡打開。他問我什麼事,我說我到這來,第一個是向你們提交委託手續和律師事務所函。第二個我想瞭解委託人符日榮的所涉嫌的罪名,為什麼事被抓的。第三個我要求會見委託人符日榮。

我說如果在內地的話,我就不需要來找你們,我直接到看守所就可以會見,因為你們海南統一執行的是必須由辦案機關批准。他審查我的證件手續後,簡單介紹這個案子的情況。然後就把手續交給辦案人曾虎,說他是辦案人,具體手續他給你辦,我保證在48小時之內,給你一個答覆,不管是同意會見還是不同意會見,都給你一個答覆。他還說我想聽一聽你對這個案子的意見和看法。我就把整個這249畝土地來龍去脈,249畝土地的權屬問題,以及村民的訴求再加上11畝土地的事情,都給他介紹了一遍。他不發表任何態度、意見,只是聽,因為他不敢講話,他那邊在錄音嘛,是局長讓他錄下來跟我談話的內容,他不敢表達,只是聽。大概談了有四十分左右就結束了,結束以後我就跟記者回酒店了。

到了10號沒消息,11號給他們打電話,誰都不接。12號,13號,其中有一次辦案人曾虎發了一個短信:誰?什麼事,在開會。然後我就回了短信,我是蔣律師,會見符日榮你們林大隊長還有你當時保證的是在48小時內給我答覆,現在已經過了48小時,你到底同意會見還是不同意會見。他一直沒有回復,以後打電話也是不接,給林大隊長打電話還是不接,最後接了一次,我在外地出差,回來再說。就這樣。

(二)

   一直到了18號,從9號的18號,中間我還跟另外的人到刑警大隊去了一趟,內勤說,大隊長不在,曾虎也不在,其他辦案人員也不在。你要不預約,你根本見不到他們,他們基本都不在辦公室的。我說上班時間不回來嗎?他說那不一定,有時候可能是晚上,下班以後可能來一趟就走了,基本不在辦公室。然後我就問他,你們林大隊長出差沒,他說沒有,就在市里呢,我說那你打電話跟他說,問問這個事情,他當我的面就給林隊長打電話,林大隊長接了電話,他說律師來問這個事怎麼辦呢,他說你讓他等。就證明這個林大隊長就是說謊,說出差是說謊,那就不想見我,不想讓我會見符日榮。

    因為村民被分局羈押期間,就是48小時內每一個人都被刑訊逼供了,而且當時都有傷,後來送到看守所。如果我在三五天之內去見的話,能看到他的傷疤,看守所管理不嚴,可以帶相機、手機拍照,還可以錄音,錄影都可以。所以他就害怕我看到這個傷,就採取回避態度,不讓我會見。

    所以這樣一直到18號、19號,一直沒讓我會見,也找不到人。然後我就離開三亞了。到了25、26號我又去了,打電話他們根本就不接電話,發短信也不回,到刑警大隊也是沒有人。最後一直等到28號,我就把整個辦案的過程寫了一個材料給三亞市公安局,然後我直接去找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孫有通,我把材料交給他,並跟他介紹情況。他說抓了二十多個人我怎麼沒聽說過呢?他當時感到很吃驚,因為下面公安分局抓這麼多人,市公安局應該知道,他是主持工作的常務副局長,因為局長在市政府辦公,在公安局裡大事小事都向他請示,他居然不知道。他就詳細問我,到底怎麼回事,怎麼個情況。我就跟他介紹這個案子,介紹了大概有半個多小時,他也不敢表態,他只說崖城分局不讓你會見,採取回避態度那肯定不對。你律師會見委託人,這法律規定的,我們無權利禁止的,他們這樣做這肯定不對,他給刑警支隊的一個副支隊長打電話,讓他過來處理這個事情。

    刑警支隊的副支隊長當時在市政府辦事,聽到以後匆匆忙忙的趕回來了。趕回來以後,孫副局長就讓他處理這個事情,蔣律師來反映情況,你負責把這個事處理了,然後向我彙報。

    然後他就帶我到他刑警支隊的辦公室去談,我一跟他講,他也不知道抓了二十多個人的事情,他說不可能吧?我說怎麼不可能呢,人都抓起來了。那時候已經28號的下午四點半了,然後他說那你想怎麼辦呢,你現在想會見?我說今天會見肯定不可能了,明天就放假了,因為三亞有一個什麼節,從12月29號開始放假,一直放到1月3號。我說明天就放假了,今天會見的話,你給林大隊長打電話,我趕到崖城分局再去辦手續,再趕回市里,最快也得七點多了,看守所已經下班肯定不能讓會見我,他說那明天放假了,也沒辦法,他說那你什麼意思。

    我說我把情況向你們反映了,要求第一個:崖城分局刑警大隊抓捕村民,非法介入土地糾紛的行為,違反了國務院和公安部的規定,市公安局應該對這個問題嚴肅處理。第二個他們阻撓律師依法會見,市公安局也應該嚴肅處理。他說行,這個問題我再調查一下,但是元旦前肯定不可能了,要4號上班以後。然後我再向孫局長彙報,他說孫局長已經講了,讓我處理這個問題,我肯定處理。

我就在三亞過的元旦,到1月4號,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生效的第一個工作日,我直接到看守所去會見,當時看守所挺好的,拿了委託書,會見函,看了一下執業證,馬上讓我會見了。會見的時候,村長跟我講,抓他們以後怎麼打他們,怎麼逼他們指認律師,指任另外一個投資商,不承認就打。

到了第三天,另外一個律師去會見拍照那人蘆海強,然後因為他第一次來三亞,我把他從機場接來了,然後就送到看守所,送到看守所他也不敢進去,年輕的20多歲小孩,然後我就陪他進去,會見了蘆海強。蘆海強也講怎麼被打的,怎麼逼他承認,指認我,指認那個投資商。會見完回來以後,我又到村裡去找老支書做了一個筆錄,關於整個抓人的過程。還找那個肝癌晚期患者,他當時被抓以後,怎麼審的,怎麼刑訊逼供的,又怎麼把他放出來的。

 

    還有一個逃跑了的,就村長的弟弟,當時也要抓他弟弟。他跑掉了,也找他瞭解一下當時的情況。然後這是一共是五份筆錄,我就把這五份筆錄又給檢察院寫了一個材料,因為他們在4號,已經把這個案子報檢察院批捕了。我就給檢察院送材料,找到負責審批批捕的承辦人戴檢察官,他當時態度挺不好,我把材料給他了,把意見也跟他談了。他說這個事我們會依法辦理。我說我希望你們第一個去看守所去提審13個被關押的村民,來確認公安機關他們審訊筆錄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11畝地的性質問題和通道問題,你去找村裡的60歲以上的老人去調查,到底土地是不是村裡的。我說你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你就不可能批捕。過了幾天他們到看守所去提審,這些被抓村民都一致指控崖城分局對他們進行刑訊逼供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戴檢察官就簽了個意見,不符合批捕條件,不予批捕。簽完以後,把它報到檢察長那,因為檢察院跟分局聯繫比較密切,這邊不批准,那邊就打電話通知了崖城分局。崖城分局得到了消息以後,馬上去找天涯鎮黨委書記一起去找市里一個主要領導,到目前為止我們都無法查明這個主要領導到底是書記還是市長。找到市里主要領導,主要領導就給三亞市檢察院的檢察長打電話,命令檢察長必須批准。這檢察長也沒辦法,馬上就給姓戴的檢察官招到辦公室,告訴他市領導要求必須批准。然後這個戴檢察官批捕了十個。還有三個沒有批捕,是1月14號批捕的。

    批捕以後的1月25號到27號,刑警大隊就在辦公室列印好了十份口供,內容基本都一樣的。主要內容就是說我和投資商召集村委會班子在村長家裡開會,我在會上說只有攔路才能引起政府重視,才能解決土地問題。然後我指使村名去攔路。內容基本是這樣,李律師你看內容是不是這樣。

    李律師:對對。

    蔣援民:對,就這樣。基本都一樣的是10份口供,拿去了去找這些村民簽字,當時跟被捕的村民說只要你們簽了字,我們就不起訴你們,放你們回去。開始有7個村民簽了字,村民一聽說放他回去,那都已經關了一個半月了,一聽說馬上放他們,他們就簽字了,但是村長和他老婆不簽,但是他有個孩子,今年要參加高考,正好那時候報名,高考要戶口,要身份證,要他們兩口子戶口、身份證崖城分局都扣在那了。沒有他們倆的身份證、戶口就報不了名。然後分局刑警大隊的辦案人員就讓他們簽字,他們開始不簽,說蔣律師沒有召集我們開會啊,我們不能誣陷他,他也不在這。他說你不簽,你不簽我就不會讓你女兒報名。

    村長老婆出來以後跟我說,她說當時我們不簽字,不簽字就不讓你孩子上學,孩子就不能報名參加高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兩口子就被迫在上面簽了字,簽了字之後就給他孩子報了名。

    還有一個就是新疆那個蘆海強,他看了以後說沒有啊,根本沒有這個事,那我不能簽字。員警說那你認為哪個不對,你把它刪掉吧,劃掉後你給簽個字,證明我來提審過了。他就把指認我和那個投資商召集村民開會指使他們堵路那一段刪了,然後簽了字。

    然後憑這些口供,公安局就開始整理材料,就說我是大村村民聚眾擾亂秩序罪的主犯,然後報到檢察院批捕我。檢察院是在3月29號批捕的。然後大概在4月12號左右就網上追逃,因為在11號我使用身份證的時候還沒有問題。到4月14號的時候,我從香港回深圳皇崗口岸,大概下午三點半的時候,過關驗證時亮紅燈,然後他說你等一下,然後他就打電話給裡面工作人員,讓他出來,出來以後把我的身份證帶辦公室去核對一下,然後帶到另外一個房裡讓我坐著,他們核對了我的名字、照片並與網上追逃的姓名、照片一致,就把我扣起來了。然後就把我帶到辦公室裡,我非常生氣,就跟他們爭吵,因為當時電腦離我很遠,我只能看到我照片,反正知道是網上追逃資訊。

    到了辦公室以後我就問他是哪裡網上追逃我?他說三亞公安局,我說追逃我的理由是什麼?他說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我當時聽完以後,開始覺得很好笑,我說我是為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村民進行辯護,辯護人居然成了擾亂秩序了。後來越想越生氣,就和他爭執起來了,然後我就跟他們講這個案子過程。越說越激動,說著說著就首先是兩個拇指發麻了,再一點一點就是五個手指都麻木了,都沒什麼感覺了。緊接著就開始腳麻,腳麻了以後就站不穩了,只能坐著。這個麻木就越來越重,但是他們對我還比較客氣的。

    這時出入境公安局一個什麼隊的隊長,來勸我,並跟我聊天,詳細聊了這個案子,他也對三亞公安局這種做法非常不滿。到了晚上十點鐘的時候,要把我送到深圳第一看守所去羈押,那個時候走路就非常困難了,要兩個人攙扶我才能走。大概是體檢完了送到深圳第一看守所已經晚上快十一點了。深圳第一看守所跟深圳市監管醫院是在一起的,外面體檢完了,還必須到深圳監管醫院再做一次體檢才能收押。然後他們帶我到監管醫院做體檢,體檢完了好象是哪項不合格,又重新抽了血,然後醫生跟出入境公安局的人講,你們先把他帶回去,這個結果明天才能出來,明天再過來看合不合格。

    出入境公安局沒有羈押場所,這兩個民警覺得帶回去不行,往哪放啊,沒地方放啊,而且我明顯腿也不能走了,還得人來照顧我。還是先直接送到看守所去吧。他們就把我架到看守所裡。看守所值班的民警一看我的情況就說不行啊,他這種情況不符合收押條件。生活不能自理,我們肯定不能收。因為他們比較熟,經常抓到人就送到第一看守所了。出入境公安局的員警就跟第一看守所的人講,他是三亞通緝的,我們打了電話,三亞說明天就來人,三亞離這很近,明天上午就能到。我們實在沒地方關押了,你就幫個忙。看守所那個民警就問,明天能來呀接走呀?他說肯定能來,你放心。看守所那個民警說:行,那我就幫你這個忙,明天必須把他接走,要不然我就犯錯誤了。出入境公安局的員警說不會的,不會的。

    結果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三亞員警一直沒來,這個事被深圳市公安局就知道了,就對看守所進行嚴厲的批評,不符合收押條件為什麼要收?而且說是三亞市公安局欺騙深圳第一看守所騙寄押不符合收押條件的嫌疑人,後來深圳市公安局給海南省公安廳發了一個檔,就三亞公安局騙取深圳第一看守所違法收押寄押人員這個事情,要求海南公安廳嚴肅處理。海南公安廳事後,就命令三亞公安局向深圳市公安局賠禮道歉,承認錯誤。

    我是14號晚上十一點鐘的進入深圳第一看守所。看守所的管教民警在網上聽說這個事了,第二天下午就找我出來問情況,還有一個大隊長也聽說了這個事,也特意跑過來問,他們都是在網上在網上知道我因為村民辯護被抓的事,我第一天被抓進去,第二天網上就有披露了。我就向他們介紹了案件情況,他們對我都比較客氣和尊重,聽了我介紹後都很氣憤,安慰我不要氣壞了身體,事情肯定會得到公正解決的。看守所裡在押那些犯罪嫌疑人也都對我不錯,尤其聽說我是律師,他們對我特別尊重。他們基本上個個都來向我諮詢他的案子。我就在裡為他們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了。

    嘉賓男:多少人次?

    蔣援民:那一個倉裡面二十多個人,每一個人都問了,你算吧。好不容易來了一個律師,他們能放過這個機會嗎?大概在深圳第一看守所前後大概有三十多個人都向我諮詢了他們的案子,因為我被關押的監室是周轉倉,關進來的嫌疑人待了幾天就轉到別的倉去了,我總共見到三十多個嫌疑人。到4月17號下午,三亞崖城分局終於來人了,來了三個員警,一個協警。我當時已經不能走了,別人攙著我都走不了,都是別人背我進去、背我出來的。是在押人員把我背到審訊室的,三亞員警跟我說:蔣律師,我們是三亞市公安局崖城分局的,今天到這來向你宣佈逮捕決定。然後讓我簽字,我就簽了字。他們簡單做了一個筆錄,別的事沒問就把宣讀逮捕決定書這個過程記了一下。

    然後有一個帶隊的老民警,姓什麼也不知道,他們也沒介紹。他跟我說:蔣律師,你不僅是個好律師,還是個好人。我就蒙了,我說怎麼回事。他接著說,你的案子我到村裡去瞭解了,你為這個大村辦理這個土地案收一分錢,連往返的機票都是你自己出的,村裡沒有花一分錢。他說像你這樣的律師,我很少看到,你真是個好人,村民到現在還在感激你。這個老員警年齡比我小個四、五歲,也就五十或五十一歲。來接我的三個民警,其中一個是辦案人,對我都非常客氣。

18號早上不到七點鐘他們就把我從深圳第一看守所提出來,驅車去三亞。上車後,這個老員警就跟我說:蔣律師,我們來接你去三亞是執行命令,我們也沒辦法。你是個好人,我很尊重你,也很佩服你。我沒有別的能力,只能滿足你的生活上的要求,你想吃什麼、喝什麼、想抽什麼煙,我都會滿足你的要求,而且是我自己私人掏腰包為你去買。他自己抽幾塊錢一盒的紅雙喜,給我買二十五塊錢一盒的芙蓉王,而且是他自己花錢買的。給我買像那種大概是三、四塊錢一瓶的水和飲料,他自己卻喝一塊錢一瓶的礦泉水。

早上7點多鐘走,到晚上9點多鐘、快10點才到達崖城分局刑警大隊,一進審訊室就扶我坐那,他們接我回三亞全程沒有給我戴手銬,也沒戴腳鐐。他們一般去到外地接寄押人員的話,都必須戴手銬。所以從這一點,他們確實對我做到了能照顧儘量照顧。

嘉賓男:是不是因為看你身體不行。

蔣援民:也不是。這說明他還是有點良心吧,有點同情心,而且他明確給我講,我相信你無罪,你是無罪的。

當天晚上根本就沒有審我,開始的時候我坐在椅子上,後來大概到晚上十一點鐘,那個老員警問我喜歡吃什麼,他自己花錢去買。並說我們這有青蛙粥,就是青蛙煮的粥。他說你吃那個吧,這是我們特產,你會喜歡吃的。我說嘗嘗也行,他就一下買了兩份。然後我吃飯的時候,因為坐在椅子上飯還沒地方放,一個員警就說你坐那個審訊椅上,正好上面有檯子,你可以把粥放到上面吃。結果我就上了當,坐到審訊椅吃完飯後,他們把椅子上的檯子用手銬給銬上了,台板打不開,也就不能站起來,就這樣我在審訊椅上坐了一個晚上。

    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的時候,刑警大隊大隊長姓林的就來了,趴在門口看了一下,皮笑肉不笑的問,蔣律師你還認得我嗎?我一看他那個樣子,就挺胸抬頭對他說,我當然認識了。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他聽出我的語調不對,調頭就跑了。

    到十點多鐘,兩個員警就開始來審我。主要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說我召集村民開會的問題。第二個是我打電話給村長,讓他們去堵路。這兩件事,我都予以否認。我說村民堵路引起政府重視這話不是我說的,是你們局長王澤芬跟我說的。王澤芬局長並且讓我把他說的話轉告給村民。我就把這話跟符日榮說了。我說如果這個話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話,那你們王澤芬局長是第一個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嫌疑人。

    我說第二個,你指控我召集村裡開會,我從7月12號房子(就是沙灘那個景點)被拆以後不是15號就是18號,就離開三亞了,一直到12月8號我才返回三亞,來三亞的原因就是你們抓了村民。這期間我都不在三亞,我怎麼會召集村民開會、讓村民們去堵路呢?他們一聽我說這話,當時就愣住了,因為他原來偽造那些證據材料,說我是在10月份堵路的前幾天,也就是9月份或者10月初開會召集村民去堵路,報的材料都是這樣的,結果一聽說我那段時間根本就不在三亞,他們就傻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直接導致了檢察院經過核實以後,認定了證據是假的,而且檢察院查證了從7月份以後,一直到12月8號之前整個機場的進出港人員中間確實沒有我,所以才確認我那期間不在三亞,也不可能召集村民開會。公安局的證據是假的,就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對我不起訴。公安局這兩個員警的筆錄做得非常簡單,就記了問的幾句話,很多事就不寫了,特別是談到他們局長說那些話他們都沒有記。他不記我不可能簽字,我跟他們說,我說的什麼內容,你必須給我記錄。因為你問我說的嘛,那我說的你不記的話,那我是不會簽字的,最後逼著他們又把他們局長說的那些話記在上面,我才簽的字。

    19號下午他們又送我去體檢,然後就送到看守所。看守所開始不收,看我這情況,生活不能自理。他們又商量好半天,看守所醫生又讓他們帶我再到醫院做兩次血液檢查,做完了,看守所才收。這已經是4月19號的下午五點多鐘了。一進去就關到111倉,這也是個周轉倉。一進監室有個員警就跟裡面的在押人員說,你們倉來了個律師,你們有什麼事情就問他好了。他還跟裡面的一個被告人說,你的案子問問這律師就行了。我進去後,這些在押人員就個個都來諮詢。這是19號晚上。

    第二天崖城分局的又來了。因為我那幾天還不能走,站都站不穩,他們就只好直接到裡面去了提審,沒在外面的審訊室裡。他們把我架出來,讓我坐在椅子上,問的還是那些話。這是20號。

    以後我就一直在裡待著,看守所的員警也好,協警也好,還有那些在押的人員也好,對我都非常尊重,非常客氣,非常照顧。大概過了兩天,他們就發現我的腿不能動,就有一個年紀比我小七歲的涉嫌故意傷害的被告人開始幫我做按摩,指導我做康復鍛煉。從23號開始,到了27號的時候,我就可以扶著東西站起來了,我就可以抓著鐵欄杆站起來了。別人攙著我的手,我也可以慢慢一點點走。

到30號,監室為新收押人員理髮,把頭髮剃光,進去的人都要剃光頭。他們問我剃不剃光頭,我開始沒說。倉裡老大說,蔣律師不用剃光頭,他沒罪,他很快就出去了。我想了想,我進來這麼久了,辯護律師應該快來了,我必須剃了頭跟律師見面。我剃了光頭。當天晚上我被調換到另一個監室。五月二號李方平和張磊律師就來會見我,剃了光頭剛好就兩天,因為我當時估計這幾天律師會來,必須讓他們給我照一個相,剃著光頭,戴著手銬的相。

到5月2號,李律師張律師來會見我,當時我就非常堅信自己沒有罪。我跟他們說,第一我沒有沒有罪,第二三亞公安機關指控我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證據都是刑訊逼供和誘供、騙供產生的。李律師和張律師說,他們再到公安局去瞭解情況,問一下。但因為是偵查階段卷宗看不到,所以等到他們移送到檢察院的時候再詳細瞭解一下相關證據和卷宗有關材料,然後再決定如何辯護。

在此之前的4月26號我們所裡兩個律師來看守所見了我。到了5月2號,這個期間什麼事都沒有。每天就是因為腿不能動,換了倉就沒法鍛煉了。那個倉裡有25個人,床是 1米4寬,1米9長,設計標準是一個倉裡6個床,可關押12個人,但實際上裡面都關20多個人,最多時關了30個人,兩個床上睡三、四個人。不能申直腿睡,只能橫著睡,橫著睡腿必須彎曲、不能伸直,因為地下睡著人。地下都睡滿人了。晚上要去上廁所的話,不小心就會踩到人。

因為根本沒辦法活動,加上伙食非常差,吃的是白米飯,煮青菜什麼大白菜、空心菜、冬瓜、南瓜或者蘿蔔,都是一鍋煮出來的。晚上有一塊煮熟的豬肉,因為大部分是肥肉,我不吃的,就吃點米飯和菜。這樣一來,由於缺乏營養,再加上我不能動,長期趟在那個床上,或者坐在那床上,腿彎曲,使髕骨和上下大腿骨的關節中間形成了空隙,沒有曬太陽,缺乏營養,導致鈣流失,患上了髕骨軟化症。

6月16號,看守所醫生帶我去農墾醫院去檢查,那是三亞最好的醫院,又叫海南省第三人民醫院。骨科主任給我檢查後說,你這個病不用透視,也不用拍片,是髕骨軟化症。我就問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他問我:你腿是不是長期彎曲?我說是的,已經彎曲兩個月了。他說你雙腿彎曲造成髕骨和腿關節形成空隙。再加上沒有曬太陽,缺乏營養,導致鈣質流失,所以造成了髕骨軟化。

我問他怎麼治,他說沒有辦法治療,你現在這個髕骨軟化還不特別嚴重,只能給你開藥,延緩軟化。然後就開了處方,看守所的藥不能在外面買,只能看守所醫務室開藥,需要什麼藥醫務室到外面買回來後再開給你。回到看守所後,醫務室醫生就給我送藥過來,總共吃了兩個療程(兩個月),使髕骨軟化的速度就慢了一點,但是那兩種藥不能長期服用,長期服用有副作用。兩個月以後,就是8月份停了藥以後,雙腿髕骨就開始出現塌陷的現象,髕骨塌陷的地方,正好跟關節產生磨擦,疼的就好象用鑽頭鑽似的,每隔兩三個小時要疼一次,疼的時間大概二三十分鐘那樣,疼的直冒汗,但是沒有藥治。

關於案件的進展,就是到了7月8號,深圳市律協維權委的主任馬學平,他是深圳市律協指派為我辯護的。來見我,上午見了我,下午到檢察院去閱卷。他同時又代表深圳市司法局和深圳市律協跟檢察院協商。

    9號上午他過來了,過來以後就跟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蔣律師,你的事情基本沒事,檢察院也認為你不構成犯罪。這樣你寫個保證書,保證不再給村民辯護和代理,然後檢察院不起訴你。我問他:不起訴,是有罪不起訴,還是無罪不起訴。他說那應該無罪不起訴。我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起訴,我可不同意。

    他說那肯定是無罪不起訴。我問他:既然認為我不構成犯罪,那為什麼還讓我寫保證書呢?他說你能不能寫,我說肯定不寫。他說為什麼?我說我作為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是依據《律師法》和《訴訟法》規定的,任何人沒有權利來干預我、制止我,檢察院有什麼權利不讓我為村民代理和辯護?我肯定不會寫。然後他說,你不寫也可以,你能不能做一個承諾,不再給村民代理辯護。我說承諾也做不到,我只能承諾我繼續給大村土地維權代理,給村民辯護,我只能做這個承諾,其他承諾不會做。他又說,你看你身體也不行,需要馬上出去治療,我們跟檢察院商量,給你辦取保候審,先出去治療。我說那也不行,我也不去。

他說為什麼?我說我沒有罪,所以我絕對不會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走出去。我說你們現在就是給我辦了取保候審,讓我出去治療,我也不會出去,我肯定不會走,讓他們死了這條心吧。然後他就回去了,馬學平律師回去第二天,一個看守所的一個幹警,他原來一直跟我說你幫村民打官司,好樣的,要跟他鬥到底,你肯定沒有罪。前兩天看守所曾提出要給我取保候審、外出治病時,他還跟我講你千萬不要出去,你就在這待著,看他怎麼辦。沒想到他這個話剛說了兩天,10號他居然跑過來跟我說:(他跟我同歲,比我小幾個月)老蔣啊,你還是出去吧,先出去再說。我發現他跟我談話那個神態,和原來不一樣了,我就知道是有人讓他來跟我說的。他當時還是我這個倉的管倉幹事,頭兩天還一再說,保外就醫或取保候審千萬不要出去,今天突然講你先出去吧,還是答應他們條件吧,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出去繼續給村民代理都沒關係了。我說不可能。他做我工作做了好久,我也沒答應。

又過了幾天,大約5月十幾號,我所裡的律師又來會見我,他說是我老婆讓他來找的我,讓我同意出去。說是我老婆通過朋友聯繫到三亞市檢察院,跟他們協商,然後他們說我不用寫保證書,也不用口頭承諾,只是給你無罪釋放以後,你別到三亞來了,別再管這個事就行了,承諾也不要了,保證書也不要了。我也拒絕了。我就問他,是不是檢察院說的,或者是律協讓你說的。他說不是,因為說我老婆去辦的這個事那不可能,我老婆香港人,她根本不認識大陸方面的人,也沒有關係,她怎麼能夠認識三亞檢察院呢?肯定是馬學平回去以後找到找我所裡律師,讓我所律師跟我老婆說,做我工作。

又過了幾天,李方平律師又來會見我,我就把情況跟他介紹了,我說前幾天有三批次的人來做我的工作,讓我保證或者承諾,或者乾脆就不去三亞為村民代理辯護,檢察院就可以無罪不起訴我,但都被我拒絕了。李律師問我,你為什麼不接受呢?我說我為村民代理案件,這是法律賦予我的權利,任何人無權干涉。我絕不可做李莊第二。咱們現在就事論事,不針對任何人。李莊明明知道共產黨講的話不可信,卻去相信。為了早點出來,就是判緩刑你李莊照樣被吊銷律師執業證,為什麼還去認罪?我當時出發點是這樣,倒不是對李莊這個人有什麼看法,我只是就事論事。我當時對李律師講,我要做一個正直的律師,做一個有骨氣的律師,絕不會為了早一點出來而做違心的事,去答應他們的條件。

    當時馬學平還跟我說過,如果你不同意不再給村民代理和辯護的話,那麼檢察院只能把你的案子再退回公安局,這樣一來你還得在裡面至少待兩個月。我當即跟馬學平講,我再待兩個月有什麼關係,就是再待兩年,我也願意。這樣到了7月17號,檢察院把這個案子又退回公安局補充偵查。

    一個月以後公安局又提請起訴了。到了9月11號中午,檢察院駐所檢察室副主任,過來找我談,他說蔣律師,你的案子已經定下來了,今天下午檢察委員會開會研究,決定對你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起訴,另外一個人是有條件不起訴的,其他9個人起訴,明天,最遲禮拜一,主管公訴的副檢察長要親自向你宣佈。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那9個人都要起訴嗎?他說是。我說那我就要求把我跟村民一起起訴,他說為什麼呢?我說我要在法庭為自己,為村民進行無罪辯護。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如果說你們堅持對我不起訴了,而且無罪不起訴,釋放我,那我也不走,必須把我的病治好後送我回去。他下午就回到檢察院彙報。第二天他們又向市領導彙報。審查起訴期14號到期,因為定不下來,就只好延長審查起訴期半個月,延長15天后,最後期限就是10月1號。這時候就一再給深圳市律協打電話,讓深圳市律協來做我和家屬工作,並讓他們來接我。正好那幾天,刮颱風,馬學平律師買了機票,航班被取消去不了,結果就沒去。

    等到26號,馬學平來到看守所會見我,他先到檢察院,然後才來看我,對我說,案子已經定下來了,對你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起訴,另外還有四個人是有條件不起訴,我說這好啊,這又多放了三個人,原來只有一個嘛,現在就是又多了三個。他說還有五個起訴,另外一個已經取保候審,起訴書不提了。我說那挺好,又可以多放一個,被起訴的肯定是村幹部。他說檢察院讓我們律協29號來接你,同時讓我們通知你家屬來接你。我說你們不要來接我,放我走我也不會走,我肯定不走。你們律協要是派兩個人來接我,我也不會跟你們走的,來回的費用就白花了,我同時請他告訴我家屬不要來,也告訴我們律師所的律師,也不要來,就是來接我,我也不會走的。他說檢察院已經通知我們了,我說你就說是我說的。他說那好吧。

    檢察院原定的是29號上午來宣佈不起訴決定書,結果29號律協沒來人,我家屬也沒來。到30號檢察院又等了一個上午也沒有律協和我家屬來,如果30號下午再不放的話,第二天是國慶日長假,再上班就超期了。在沒辦法的情況下, 30號下午四點半左右,檢察院和公安局辦案人一起到看守所來宣讀不起訴的決定,宣讀完了問我有什麼意見,同不同意?我說不同意。他說為什麼不同意。我說我肯定不會出去的,不會離開看守所的,我說你們怎麼把我抓進來的,第一你要給我個說法,第二你們必須把我送回去,第三我的腿,抓我之前是正常的,在抓完以後,一直到我現在已經不能走路了,患上髕骨軟化症,你們必須把我的腿治好我才能走。

    檢察官聽了之後,馬上就跑出去給檢察長打電話,差不多一個小時後進來,她說這樣吧,你對我們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起訴你,對這個有沒有意見。我說對這個沒意見。她說對這個沒意見的話,那我做一個送達筆錄,我說你送達筆錄可以做,但是我的要求你必須給我寫上,如果我的要求你不寫上,我不會簽字。因為你送達筆錄你得問我有什麼意見吧,我的要求就是我的意見,我的意見你要給我寫上。他說行,你的要求都給你寫上。然後做了筆錄,把我的要求第二點和第三點記上,記上之後我簽字。她說你申請國家賠償吧,然後就走了。

    然後公安局拿出釋放證讓我簽字,我說你至少得將我送到醫院去治療吧。他說行,我馬上送到醫院去住院。我說醫療、生活費你們得負擔。他說那我可沒這個權利,領導也沒有授權給我。我說那我不可能在釋放證上簽字,我也不會走的。他就傻了,在那坐了一會就把看守所副所長找來,對副所長說,你看這個蔣律師,檢察院已經做出不起訴決定,我們也做出了釋放決定,他不簽釋放證怎麼辦呢?他說他在這裡,他不走。副所長說,那不行,檢察院不起訴、你們也決定釋放,他再留到我們這裡,我們就違法了。他說不簽釋證怎麼辦?副所長說找看守所兩個員警證明被釋放人拒絕在釋放證上簽字,注明是留置送達。然後,看守所兩個民警簽了字、李副所長也簽了字,崖城分局的員警就走了。我就坐那不動,還穿著囚服,副所長說你換衣服,我說我不換,我說為什麼換衣服,我也不走。他說那我不能關你啊,你在收押區還可以,你進了監區大門我們就違法。你在這裡還可以。那我們這裡也沒床,也沒地方住,你怎麼辦?我說那我就在這坐著,然後他就又向監管支隊的原支隊長,現在的當看守所負責人陳支隊長彙報,陳支隊長說,誰送來的,就找誰接走。並問崖城分局的人走了嗎?副所長說他們走了不管了。陳支隊就向市公安局主管監管工作的韓局長彙報,韓局長就說讓崖城分局派人來接走,送醫院也好,送回家也好,送酒店也好,讓他們來安排,讓蔣律師先在看守所等著。

    韓局長打電話給那個崖城分局局長王澤芬打電話,讓他們來接我,王澤芬電話裡答應的好好的,就遲遲不來。在等候期間,副所長就安排人到食堂給我打飯來吃,又拿水,又拿煙,一直等到十點半,崖城分局還沒有來。他說那怎麼辦呢?找個地方休息吧,然後他就讓我到看守所大門的門衛室休息,那裡有床,給我拿了被子,他說這樣吧,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接你,你先到門衛室休息一下,什麼時候來接你,你就什麼時候再走,然後就把我攙扶到門衛室去休息。

    等到晚上快十二點鐘的時候,市公安局韓局長派了一個手下到看守所,他們把我叫起來,我攙扶到辦公室。說要做一個筆錄,讓我講一下為什麼不離開看守所的理由以及我的要求,做了筆錄後,他說這個筆錄要拿回去交給局長,還讓看守所再專門寫個報告,然後就告訴看守所的負責人,先給我安排酒店住下,等崖城分局來解決處理。然後看守所就我送到河東路一家四星級酒店休息,進了客房已經是10月1號的淩晨兩點了。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民警就過來問我,崖城分局來沒來人,我說沒來。他說我就給你定到2號啊,他說2號以後他們不來解決,那我也沒錢給你去交房費了。我說那沒關係,2號他不來的話,酒店讓我出去,我就坐在酒店門口等著。他說那也不是回事呀。我說實在不行,我打個車到市政府等著去。然後我說你把我的話轉告給陳支隊,讓陳支隊向局長彙報。到了2號,崖城分局還沒有來,看守所的民警中午就過來了,說下午要退房呢,你走不走啊,我說你讓我走,我就走,我就酒店大門口坐著,如果到晚上崖城分局再不來人,我就直接到市政府去坐著。這個民警就給陳支隊打電話,陳支隊又給局長打電話,最後他們決定讓我在酒店住到上班,再由崖城分局來人解決。陳支隊告訴看守所那個民警,你再給他續到7號,到8號上班的時候,由崖城分局解決,崖城分局不解決的話,我們不能再管了。

    這樣看守所又給我把酒店房費續到7號,到8號下午,崖城分局還沒有來,下午兩點要退房的。看守所民警過來找我,我說沒事,我不為難你,我走。

   我找個朋友開個車過來把我拉到市政府,到市政府已經下午三點多了。到了市政府大院後,直接到市政府辦公大樓,辦公樓進不去,有武警站崗。旁邊有兩扇門開著,放了一張桌子,作為來訪登記處。我就拿著不起訴決定書和釋放證,讓我那個朋友把我攙到來訪登記處,我說要找市長。來訪登記處的人問我有預約嗎?我說沒有預約。他說沒預約不行,就我什麼事。我就把釋放證和不起訴決定書給他,我說我是被三亞公安局崖城分局違法抓到三亞來的,關了170天,無罪釋放了。我在看守所裡患了髕骨軟化症,不能行走,他們也不管我。我只好來找市長解決,我要求第一討個說法,第二給我治病,第三把我送回去。他說這個問題你去找信訪,我說我又不是來上訪的,我是來找市長來解決問題的。他說你這個事是公安局的事,檢察院的事,那你找政法委去,我說我找政法委幹嘛?下令抓人的是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江偉。他說江偉已經調走到公安廳去了。我說我不管江偉調哪去了,他是以副市長的身份下令的,他走了,市政府要承擔責任。你不能說哪個市長死了,他批的事情,他交辦的事情就沒有人管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說不行,你肯定見不到市長。我說見不到我就在這等著,這時我腿有點軟,就一屁股坐在地下了。他看我坐在地上就著急了,說你坐地下幹什麼呀?這怎麼能行呢。因為市政府人員進進出出,一眼就能看到這裡,我坐這他就著急了。這時旁邊過來個武警隊長,他說你怎麼坐在這呢,你不能坐在這,我說不能坐這我坐哪?他說那邊有臺階,你坐那個臺階上吧。我說我走不動。他說你怎麼了,我說我被公安局違法抓捕,在看守所關押170天,在裡面得了髕骨軟化症,站不穩。你讓我怎麼可能走到那邊去呢。那個武警隊長一聽這個話,馬上走了。

    這時登記處的人就著急了,開始給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打電話,辦公室主任請示了市領導,市領導就給信訪辦主任打電話讓他來處理。隨後信訪辦主任過來了,他問我什麼事?我把不起訴決定書和釋放證給他看,並簡單介紹了案情。他看完後說,這樣吧,我們給崖城分局打電話,讓他們來解決你的問題。你先跟到信訪辦坐一會,我說我去信訪辦幹嘛?你們信訪辦也解決不了我的問題。他說市政府已經通知崖城分局來接你,由他們來處理這個問題。我說你通知他也沒用,我在看守所和酒店,等了八天他們也沒來人,你們打電話通知他,他就能來了?他說你放心,他不敢不來,是領導打的電話。我想那肯定就是哪個副市長打了電話。我說那好吧,我跟你去吧。他們攙著我到信訪辦會議室裡休息。

    一直等到7點左右,崖城分局那兩個辦案民警過來了。一見到我就說,蔣律師,你怎麼跑到市政府來了。我說我不來市政府我去哪?他說領導讓我們來接你,跟你談怎麼解決問題。這樣吧,我們先去吃飯。然後開車拉著我去吃飯。吃完飯,問我你是想住院,還是想回深圳去。在他們來之前,北京的一些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千萬不要在那住院,也不要在那看病。三亞就是想讓你閉嘴,如果你到三亞的醫院去看病,說不定就真的讓你閉嘴了,最後說是醫療事故,你就永遠閉嘴了。讓我千萬別在三亞看病,也不要在三亞住院。要看病的話,就到北京來看,你可以回家休息一段,然後到北京來看病。我一聽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因為這個案子很多證據很多情況,只有我是最清楚的,還沒有第二個人能比我清楚。

    在他們就問我是到醫院還是回家時,我就說我不準備在這裡看病了,這裡的醫療條件水準太差了,我的朋友已經安排好讓我去北京看病。你們安排人把我送回去吧。他問我今天晚上走,還是明天走。我說今天晚上走什麼,現在已經九點多了。他說還有航班。我說我知道,我說每天四班,早上七點半一班,晚上九點四十,十點四十,十一點四十。這個時候讓我回去我肯定不回去,我說先休息一天,明天再走。他們就給我買了九號晚上的機票,然後給我再酒店開了兩天房,吃飯、酒店房費和機票都是小胡掏的錢,我說這些費用你可以回去報銷。小胡說誰給報銷?你的案子是領導讓我們辦的,我們辦了,現在辦錯了,追究責任還是我們的,領導會承擔責任嗎?肯定不會承擔責任,我們倆算倒楣了。

    他們給我安排好酒店後,我說那你們得送我回深圳,他們說蔣律師,你就放過我們吧,我們現在兩個人既要辦案,還要處理你的事,你看昨天晚上,我們破獲一個盜竊團夥案子,昨晚都沒睡覺,今天又上了一整天班,現在一下班馬上趕到這來處理你的事,現在已經九點多快十點了。我們明天還要忙一天,可能明天晚上還不能休息,還要熬一通宵,機場有一項特殊服務,老人、小孩、殘疾人和行動不便的人航空公司的人會送到飛機上,下飛機也會有人給送出來。我說那我打電話問一下吧。我打電話一問,確實有這服務。我說那行,就不用你們送了。他說真謝謝你。

    9號晚上我就去三亞機場坐飛機,10日早上兩點鐘回到深圳住處。

    我在裡面,遇到一些什麼情況呢?被關押在同一個監室裡的在押人員,無論是盜竊也好,搶劫搶奪也好,殺人也好,這些人幾乎百分之百都遭到了殘酷的刑訊逼供。有被員警用電警棍到身上去電擊,能夠看到明顯的電灼傷;或者被員警用棍棒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甚至兩天以後送進來的人,後背前胸都是黑色的。以前我沒看過黑色的傷處,只看過紫、青色,這次看到了黑色,整片都是黑的。有的手腕上有撕裂傷,腳腕撕裂傷。。。。。。。。。。(此處省略N字)

    嘉賓女:那後來這個國家賠償給您了嗎?

    蔣援民:還沒有,還有五個村民被起訴了,所以我出來以後第一件是繼續為村民辯護。因為這個國家賠償時效是兩年之內。  

      就基本這個過程,在看守所裡的經歷就這樣。

    主持人:我簡單總結一下,因為今天我們是一個開放式的聊天,一個會議。我覺的蔣律師講的應該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經歷。首先我覺得我們應該作為同行,向蔣律師致敬。蔣律師比較短的給我們總結了一下,他幾乎是刑事訴訟當中所有的角色,比如說他是一個代理人,他是一個辯護人,然後他又成為一個犯罪嫌疑人,他又成為一個被告人,他又成了其它刑訊逼供案中的證人,因為他在看守所裡也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情況,他其實潛在身份還是控告人,因為員警可能徇私枉法,他可能也是一個刑事附帶民事的原告。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律師的命運的快速的轉換。你看在這樣一個半年左右的時間內,快速的完成了從原告代理人,到辯護人,整個的這樣趨勢,所以我覺得確實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環節,就是我們的自由式、開放式的一個討論過程。還是要有一定的規則,由張磊來掌握這樣一個規則,或者當一個主持人。我們大家共同進行討論,另外還要提醒大家,第三條規則是手機關機,咱們的時間也是非常寶貴,接下來就請張磊來做第二階段的主持人。大家隨時都可以走,隨時討論。

    好,那待會大家進行一個互動吧。

    主持人:我們繼續今天的討論。剛才蔣律師單獨講了那麼長的時間,給大家一個他的經歷的分享。咱們現在就是互動的環節,以蔣律師為中心,誰有相關的問題,可以跟蔣律師進行互動。問答環節嘛?

    嘉賓男:我有一個問題,你自己感覺什麼時候能夠判斷出他開始要對你進行批捕。

    蔣援民:我是1月4號會見符日榮。他跟我說是公安局逼他指認我召集他們開會堵路。

    嘉賓男:你那個時候做什麼準備了?

    蔣援民:我當時比較自信,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還不太相信他們有這麼大的膽量。因為我每年都在兩會的時候,為遵義那個案子寫公開信,黨代會也都寫公開信,所以說我覺得如果他知道這個情況的話,他可能不敢太過分。所以我當時就沒把它放在心上。

    嘉賓男:他要是把你上通緝令的話,應該是有一個審批程式。立案

    蔣援民:這個案子來講,一共是13個村民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個案子,他們在這案件裡頭就是增加一個人,多一個人。所以是直接補充報捕,當時補報兩個,一個是我,還有一個就是投資商。

    嘉賓男:投資商也被抓了?

    蔣援民:檢察院研究的時候,還有市里領導在場,認為投資商是北京的,有各種關係,還是不動為好。一動他的話,將來搞不好會惹事,所以就沒有批捕他,只批捕我一個人。

    嘉賓男:在這個案子中你實際上是在維護法律。他們是反體制的。就是說你現在這個案子經歷過以後,你有什麼經驗教訓跟我們分享的。

    蔣援民:經驗教訓?

    嘉賓男:通過法制維護自己的利益,還有村民的利益,還有各方面,懲治違法犯罪。

    蔣援民:我把我辦的這個案子的前前後後回憶了一下,我想是不是哪個地方辦得有點不妥,有什麼經驗教訓值得汲取。首先,我為村民代理這個案件的時候,也是整個程式都合法,一點把柄抓不到的,這是一個。為村民辯護也是一樣,如果說我不寫法律意見書,我不把村民的材料給中央有關部門報送,那可能就不會被抓了。就因為我給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和中紀委發了法律意見書,報送了他們違法介入土地糾紛、違法抓捕村民的材料。

    嘉賓男:那法律意見書主要內容是什麼?

    蔣援民:就是說他們抓捕村民是違法的。村民攔路是合理合法的維權行為。

    嘉賓男:針對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答也答得很好,就是在這種專斷的,不受限制的公權力面前,可能體現出這麼一個問題,你怎麼做他都無法阻止這麼的一種傷害和這種專斷。

    嘉賓男:我的問題就是說,第一個是不是有恐懼感了,被看守所或者是他們抓進去。第二個問題就是,在裡邊,當李方平律師去見你的時候,或者是律協律師見你的時候,你是不是非常渴望他們去見你。甚至我還想問你,見到李方平律師的感覺和見到深圳律協會律師的感覺是不是不一樣,還是一樣。

    蔣援民:第一個,抓我的時候,我沒有恐懼感。因為我會見了符日榮村長以後,已經猜到了他們可能會對我採取措施,但是我當時想他們可能膽子不會這麼大,但是我也做好準備了,就真的抓我的話,反而會給他們造成麻煩,反而對村民這個案子更加有利,所以抓我的時候,我當時跟他們講,你們現在把我抓起來了,看你們將來怎麼收場。我跟三亞公安局接我去三亞的員警說了,我跟深圳的說了也沒有用,所以沒跟他們說什麼。三亞員警來接我的時候,我對他們講,你們現在抓我很輕鬆,我看你將來怎麼收場。我就這麼跟他們講所以從我被抓那天,就沒有恐懼感。

    而且我的精神狀態一直非常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其實見面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因為李方平律師一去的時候,他一說李方平,我馬上就想到,一兩年前我們通過電話聯繫過,所以感到很親切的。而且他也提出說是……找他,請他為我辯護。所以有什麼心裡話,有什麼事情都能跟李方平律師和張磊律師講。

但是等到馬學平來,他是代表深圳律協和司法局去的,那就不一樣。反正他講官話,我也跟他講官話。我覺得你不要他還不好,因為我花了錢的,每年交2500元會費給律協,而且律協章程裡有明確規定,律師協會必須保護律師會員的合法權益。律協專門成立了一個律師權益保障委員會,簡稱律師維權委。如果你不要他的話,到時候他就有話說了,你根本就不要我們來給你維權,以後有什麼事你別來找我們,更好推卸責任了。通過深圳律協馬學平,律協和司法局出面跟三亞市檢察院、公安局溝通過程中發現,他們根本不在維護你的律師的合法權益。他們怎麼想呢?在跟檢察院溝通也好,跟公安局溝通也好,都在想蔣律師到底有沒有罪,有罪的話我們儘早切割,切割乾淨,如果沒罪的話,那麼咱們儘量找出一個辦法,解決這個事,平穩過渡。就這樣,他肯定不是考慮你會員權益是不是受到侵害,如何來保護會員合法權益。

    嘉賓男:我叫童朝平(音)。你剛才說了,你跟他們撂了一句話,你說你抓我,我可是律師,你們該怎麼收場。我最感興趣的是,要讓他們怎麼收不了場。現在到北京來只是你讓他們不收場的第一步,我就認為司法局的(人名)被他們給幹掉了。而我今年有幸做了一個司法局的一個案件,我發現裡面有偽證罪,就是公安檢察院搞偽證,搞刑訊逼供,我就到河南省檢察院,控告了兩個多月。雖然這個案子目前進展不大,但這個案子有兩個重大進展。第一個控告就是說網上公佈以後整個河南檢察院、公安系統給我們私信就是他們將來再也不搞刑訊逼供了,再也不搞電腦複製筆錄了。這就推動了法治進程了。另外也有很多人更勇敢的站出來了,但對於你這個事情,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就是控告表明了個案,你這項控告的話,一個是偽證,一個是刑訊逼供這兩塊,假如能夠搞下來,對這個律師的保護將起到一個重大的作用。

    嘉賓男:你這個問題已經包含了答案。

    嘉賓男: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今天晚上有這個機會,我們是否做個議題要把它討論一下,將來怎麼不能收場,凡是搞刑訊逼供的,凡是搞偽證的,一定要抓起一兩個人,為將來我們的律師,不再受到這樣的冤屈。

    嘉賓男:也就是說想看蔣律師下一步的維權計畫,當然有些需要保密的可以先不說。

    嘉賓男:不是蔣律師一個人,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考慮怎麼把這個事情給推動下去。

    嘉賓男:蔣律師先回答這個問題。

    蔣援民:沒有問題。他就是說探討一下。

    嘉賓男:我有問題,我說蔣律師對這塊他是怎麼考慮的。

    蔣援民:我考慮,我首先是要把村民的案子辦完以後再申請國家賠償,在申請國家賠償的同時,要求問責,並且要求國家賠償的錢,全部由責任人承擔。因為新的《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賠償以後,由責任人部分或者全部承擔。那麼我就是既問責還要讓你經濟上受到損失,我看你將來還敢刑訊逼供嗎?你還敢違法亂紀嗎。

    嘉賓男:是村民維權和國家賠償兩塊,然後你剛才也提到了有刑訊逼供。其實有的時候就是我個人覺得,就是可以同時搞,就是為村民的案件也會有好處的。

    嘉賓男:是這樣,蔣律師,就是你一開始去會見被告人,他們的案件顯然不屬於需要經過批准以後才可以會見的案件,那麼他讓你經過批准,去找這個,那肯定是刁難了。我就想你為什麼會接受他的條件,我就想你為什麼會接受那樣的條件,去找那個局長批准,去找那個辦案人員批准。

    蔣援民:因為海南省都是這樣規定的,他沒有改。所以說你跟三亞講的話,三亞會說這個事不是我們定的,是省公安廳定的。那我不可能再跑到海南公安廳反映。

    嘉賓男:就是你會見的時候是2013年之前,還是之後。

蔣援民:之前。

嘉賓男:剛才聽了您的介紹,第一個就是感覺震驚,沒想到現在新的刑訴法實施,咱們政府的領導,公安的一些人還敢這麼明目張膽的構陷咱們律師,這是明明白白的構陷。感覺非常震驚。同時我也對蔣律師非常敬佩,我想瞭解的是,第一個是你身體現在怎麼樣了,有沒有什麼樣的治療。第二個關於你剛才說你在裡面碰到各種各樣的刑訊逼供的情形,我很關心就是新刑訴法實施,能不能制止這些行為的發生。剛才有個瞭解是在拘留前進看守所前48小時發生的,那麼在送看守所之後,有沒有提出去審查,或者在看守所審,又有進一步的刑訊逼供,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兩個問題。

    蔣援民:我身體現在就是除了髕骨軟化以外,其他沒有什麼病。我被抓的時候,在深圳看守所和三亞派出所體檢體重的時候,是75公斤,出來的時候是62公斤,除了體重輕了,就只是髕骨軟化不能走路。現在出來這二十多天以後,左腿這個髕骨原來凹陷的很深,現在已經彈起來三分之二了,左右髕骨基本都差不多了,估計再過一兩個月就完全能彈得起來,因為這種病,看守所的醫生也諮詢過我們國家骨科權威,北京好幾個專家,他們說這種髕骨軟化症沒有什麼特效的治療方法,也沒有特效藥,只要飲食正常了,營養達到了,就靠食物中吸收的鈣,完全就夠了,一般三個月左右就能慢慢恢復。吃鈣片也好,吃什麼藥也好,都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刑訊逼供的問題能不能解決。三亞刑訊逼供問題,以前48小時以後押入看守所後,他們還可以從看守所提出來,繼續刑訊逼供,但現在很少了,一般情況下看守所也不讓他提走。除非說你去指認現場,或者是要做鑒定、傷勢鑒定,否則就不能提出看守所。但是並不是說完全,進了看守所以後就不能刑訊逼供了,也有,但是畢竟很少了,大概也就占1%、2%那樣吧。

    嘉賓男:就是關到看守所裡頭,還有受到刑訊逼供的。

    蔣援民:對,給把他提出來,在看守所裡不行,因為看守所的審訊都是隔開的,他根本接觸不到,有鐵欄杆,他不能到裡面來。他罵你可以,打你根本夠不到,但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說我把他帶出去指認現場,那一帶出去了,那就可以隨便打,深圳吊打。

    嘉賓男:再送回來,看守所不得檢查啊。

    蔣援民:只要沒有明顯的傷痕就行了。比如說看守所一看手有傷痕,看守所就不幹了。他們身上穿著衣服,身上給打青了、打黑了,只要不骨折就沒事,因為他們送回去的時候不需要再體檢了。不像收押的時候要體檢,他提出去以後再送回來,就不需要體檢了。他只要將嫌疑人送回的時候,看守所幹警接的時候,外面沒外傷,就沒事。這個也不能說完全避免,就是發生率很低、很低的。

    嘉賓男:你好,我姓張。首先對你鐵骨錚錚、堅持到底這個決心表示敬佩,確實很難得,你也受苦了。聽了你講三亞這些刑訊逼供,真是聞所未聞,這是過去國民黨使用的手段,他們現在也被使用了。那麼我向你提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說了(此處省略N字)你有沒有計畫向更高層寫報告,能夠引起高層的注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因為你現在還要當律師,還要做辯護工作,大家也都是做刑辯的,那麼通過你對這些被刑訊逼供的他們的經歷,以及你在看守所經歷的這些,能不能對咱們的辯護工作,因為咱們律師辯護涉及到排非,非法證據排除程式。因為根據刑訴法相關規定,需要被告人或者辯護人提供非法證據的證據或者線索,根據你的經歷,你對這一點有沒有一些想法或者感受,能不能給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說在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時候,記錄一些線索或者證據,有什麼啟示?

    蔣援民: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是準備將來事情少一點的時候,要寫一個綜合報告,給人大法工委,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關於這個三亞存在這個刑訊逼供的問題,向他們報告。同時我準備提建議,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48小時內的口供不能作為證據,我提出這個建議。理由就是。。。。。。。。。我準備提出這個建議,就是送到看守所之前的所有口供不能作為證據,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那麼進入看守所以後,在有監控錄影情況下,審訊筆錄才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嘉賓男:我對蔣律師的做法深表欽佩。我們原來也是搞刑辯的,後來搞得多了,被和諧了。但是2008年之後我們搞了一支付所以這裡面還有保存,那麼所裡有刑辯的案件,基本上不讓我辦,我現在辦什麼呢?跟你辦的差不多,征地拆遷,因為上次在楊林的時候聽方平介紹你的事,給我感覺特別震驚。當時毛律師介紹拆遷的事,我就不知道現在所謂的開發單位,249畝土地,按照規劃定向到征地,審批你們是否做了一些相應的工作。這是一個。

    再一個,它的開工方面,你們是否瞭解,如果他的工程整個的違法的話,村民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根本就不影響他任何的施工。那麼這種情況,你讓他所有的東西全部不歸他。我後來給當地的村民打過兩個電話,他們的普通話簡直是一塌糊塗,找(人名)讓他說的,我讓他趕快說,因為那個時候你還沒出來,我說這時候不說,後來在法庭上,你沒有一個監視的背景,我不知道後來裝讓過來沒有。

    蔣援民:249畝土地是華麟公司從天龍公司轉讓來的,這個轉讓手續是合法的,但前提是天龍公司取得土地程式是違法的。為什麼呢?天龍公司在92年4月份,在鎮長的強迫下,逼大村村長簽了一個土地承包合同,這個合同簽完字以後他們就拿走了,村裡沒有,現在找不到,但是廉政與法制雜誌社法制部主任和人民日報原群工部主任找到了當時一起去跟村長簽合同的天龍公司的副經理,是個姓陳的老頭,有七、八十歲了吧,他還在,他親自寫了說是天龍公司跟村民簽了土地承包合同,然後土地性質開始寫的是集體所有,後來又想了想,改為是國有,最後都勾掉了。他親筆寫的證明有土地承包合同,那麼如果是國有土地,就不可能跟村裡簽土地承包合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現在手裡有村民和村裡1991年簽的土地承包合同,一共300畝土地,原件在我這裡。

    第三個天龍公司承包這土地以後,4月份承包,7月份就向副市長打報告,這個副市長後來因為受賄罪被判刑,報告要求徵用這個249畝地,副市長批了同意,也就是說,他打報告要征地,副市長批准征地,要有關部門給他辦理,但是沒徵用農民的這塊土地,國土局就把這塊地作為國有土地轉讓給天龍公司了。所以說它的程式違法,違法在農民土地沒有徵用就被出讓了。

    嘉賓男:那你說規劃有沒有。

    蔣援民:後來有,他後來有。

    嘉賓男:後來重新補的。

    蔣援民:不是,華麟公司從天龍公司轉讓以後,他後來規劃、立項全都齊全的,其他方面找也不出毛病,關鍵是土地的前期取得是違法的,早期。

    嘉賓男:那你們有沒有做出來一個基本農田保護的一個相關的。

    蔣援民:他不是基本農田,他過去就最早就是林地,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就是毀林造田,把那些樹都砍了,種木瓜、番薯、玉米,那不是基本農田,因為它靠海邊嘛,還種西瓜。

    嘉賓男:有一個靠海邊的一個案子,他是靠海的一個海港地。他那屬不屬於海港。

    蔣援民:沒有,他那不是海港,他不屬於那種防護林。然後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央又號召退耕還林,他們又把這些農田改成種樹。

    嘉賓男:那現在開發商是把樹木砍伐,之後再進行開發。

    蔣援民:他那是在2007年的時候就把樹砍了,給村民青苗補償費給了。

    嘉賓男:是村裡面砍的,還是開發商砍的。

    蔣援民:肯定是村民砍的,他不要嘛。

    嘉賓男:土地違法的方面,然後再有證據的話,那麼就把案子作為作案的切口,找到入手點。

    蔣援民:因為他這個土地的權屬來講,我跟那些記者到國土局去查檔案,土地的原始的權屬資料沒有,所有的就是第一個就是天龍公司建養殖場的報告、專案論證和有關部門的批復。然後就是天龍公司給副市長要求征地的報告,副市長簽字了。緊接著就是國土局跟天龍公司簽的土地出讓合同。然後就是11月份天龍公司又給副市長的報告,要求把農業用地變成農業旅遊用地,副市長又批同意,然後發土地證。就只有這些東西。

    至於這塊土地什麼時候屬於國有的材料,土地檔案裡沒有。我們問了土地局局長,局長說以前我也不在國土局,我其他地方調來的,所有的材料都在這裡,如果我們國土局沒有,那其他地方就更沒有了。

    嘉賓男:你們不是申請了進行公開,這個公開的如果天龍也好,或者現在的華麟也好,那麼屬於一個專案開發,那如果沒有把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的話,那所有的手續都違法,不像他把這些規劃全部辦完了,但只要違法,整個工程都建在沙灘上,這是我的建議。但是你還必須有證據,你說你看到這些東西不行,資訊公開之後它沒有的話,他給你一個該資訊不存在的告知書,這種情況的話,你是通過行政的官司,為你的刑事案子取得很好的審理。

    蔣援民:現在是什麼呢,這個刑事案件,起訴書認定的是1987年到1989年,市政府組織了第一次土地資源普查,確認這個地是荊棘、礁石,土地性質屬於國有。就只有這個普查報告,沒有任何其他法律依據。至於土地證,或者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關於土地權屬的決定書,都沒有。他所能確定的就是這個報告。這個報告在國土局的檔案裡也沒有。

    主持人:還有沒有誰有問題。最後一個問題,今天我們討論到十點一刻。

    嘉賓男:問兩個細節,就是但是你覺得是不是因為網上(02:55:29)。是不是因為海南那邊或者說廣西這邊(02:55:39),為什麼這兩個地方(02:55:55)。因為當地的人說,這裡是不是大陸

    蔣援民:你說你認為這個酷刑是不是只是海南和廣西存在,其他的地方沒有。

    嘉賓男這兩個地方和這個地方不一樣

    蔣援民: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所有被抓去的人,尤其我是被宣佈逮捕的,都應該被戴手銬的。因為來接我的員警,他們都認為我無罪,特別是那個帶隊的員警認為我無罪,所以手銬一直沒給我戴。但是到三亞後的晚上,換了一個值班的員警,他是吉林人,剛參加工作沒多久,因為他想睡覺,又不好意思直接將讓我銬在椅子上,因為他們晚上都要將被抓的人銬在椅子上,而且手銬還要戴上。他對我又不好意思,後借著讓我在審訊椅上吃飯的機會,設了個套,就把銬在那裡,開始椅子也沒用手銬銬起來,後來他說我上去休息,你晚上就趴在椅子上休息吧,然後才用手銬將審訊椅銬起來。

    第二個刑訊逼供的問題,倒不是因為他不同於大陸或者其他原因。我發覺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公安素質水準太差,破案水準太低。搶劫案、盜竊案、搶奪案這三種案件還有一些殺人案,三亞沒破的案子有幾百上千,所以每抓一些人,無論是搶劫的也好,盜竊也好,或者是搶奪的也好,有的時候就對他們講:你至少要給我認一百起。你算算,能夠讓人家去認一百起的案子,沒有破的案子,至少要超過五百起,他說至少你要給我認一百起,要不然你別想活著出去。你算吧,三亞得有多少沒有破的案子,所以他們把電腦一打開,那麼多沒有破的案子,就讓他們承認。那些搶劫、搶奪嫌疑人跟我講,很多案子逼著我們承認。對那些小孩,年輕的嫌疑人說,你至少要給我承認五起,你不認五起,就別想活著出去。有至少要認一百起的,還有至少要認三十起的和至少要認五起的,你算吧,他們有多少案子破不了,他破不了的原因就是員警的素質太差,偵查手段也太低,他們得人品也只有那麼好。你沒辦法,他們是由於案子積壓的太多了,急於要破案,要把掛著的案子一個一個變成已破案子,就只能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了。因為公安部有個規定,刑事案件破案率要達到95%以上,所以他們沒辦法,就只好採取刑訊逼供。

    所以說這裡頭,還有兩個情節,我關的那個倉裡的頭,就所謂的老大,他跟別人做了一起搶劫案,當時沒有抓他,把跟他一起做案的那個人抓了,同時把他弟弟抓了,他弟弟沒作案,另外還有兩個,也沒有做。就是抓了四個人。這四個人就被刑訊逼供逼著他們承認作案。那三個人沒有作案,最後在刑訊逼供下就承認了。就是這個倉的老大的弟弟被判了八年,另外還有判了五年的,判了四年的,其中有兩個已經放出來了。

    後來他被抓進來,他就承認案子是他做的,他們一共五個人作案,五個人都交代出來,然後他就跟公安、檢察院、法院都說他弟弟沒有參與這起案件作案,還有另外兩個人也沒有參與作案,但是你們都把他們判了。公安、檢察和法院說,他們的事不用你管,你就交代你自己的事就行了。跟他一起作案的人,還有一個人,投案自首了,也是在供認的時候說其他三個人沒有做,但已經被判了。公檢法都說這跟你沒關係,他說那三個人確實是沒有作案,但是他們就是在筆錄中不記,這個事後來還作為不認定他投案自首的一個理由。

    最後在判刑的時候,判了他七年刑,他不幹,他說我不簽字,我是自首的,作案的時候才十六歲,未成年,就這麼一起搶劫案,憑什麼判我七年啊。法院和檢察院就找他的律師跟他講,要他認罪。他說我認罪啊,沒有不認罪,律師說你別提那些事情了。不讓他提的事情是:第一個就是其他那三個人沒有參與作案,這個事不要提了。第二個說他作案時騎摩托車。他說我十六歲根本不會騎摩托車,律師說會不騎你也別講了。第三個是他拿刀威脅被害人,他說我那時候那麼小,同案年齡都比我大好幾歲,我是唯一最小的未成年人,只有十六歲,只是跟著他們去的,不可能拿刀威脅人。律師說這三個事你都不要提了,你就簽個認罪書就行了。他說那行吧,那就簽了字,簽了字以後,過了幾天,拿過來一份新的判決書,判他兩年七個月。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因為他跟我在一個倉裡。

    不准他提那三個人沒有參與搶劫。

    主持人: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今天的座談就到這裡結束吧。非常感謝蔣律師跟我們做了一個精彩的分享,最近這幾年蔣律師和楊在新(音)律師,我覺得為我們律師界樹立一個非常好的標杆形象,就是當律師受到非法打壓,這種非法打壓的時候,應該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他們展現出了這種非凡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我想會提醒很多的律師,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應該怎麼做,並且因為他們的堅持,因為他們的勇氣,他們現在所取得的成果,我想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們再一次感謝蔣律師跟我們分享,我們希望蔣律師保持身體,繼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