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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國際反酷刑日】被酷刑的維權律師自白: 滕彪

滕彪:我無法放棄——記一次“綁架”

 

造成他們恐懼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萬萬個像我一樣的普通維權人士所試圖改變的。我不會放棄。哪怕有一天我失蹤以後,再也無法回來。

 

(一)

 

   2008年 3月 6日,晚8點25分,在萬聖書園買完書,給妻子打電話,說20分鐘左右到家。

   8點40分左右,剛把車停下,準備關車門的時候,圍過來三四個中年男子,一個突然猛拍我的肩膀問:“是滕彪嗎?”沒等我回答,他們就強行把我往一輛黑色轎車裡塞;幾秒鐘以後我才明白發生了綁架!我開始拼命掙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鐘。我想這聲音足以讓周圍四棟樓的居民以及社區保安全都聽見,但沒有一個人出來。我寡不敵眾,被他們狠狠地反剪著手腕,動彈不得。被塞到車上之後,我已經喊不出來,喊了也沒人聽見,就立即冷靜下來。

   扭鬥中,他們把我的眼鏡給弄走,車裡一片黑暗。他們有四個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們給我罩上頭套,一路上左邊的人死死反剪著我的手,右邊的人用後背把我的腦袋緊緊壓在後座上,我每一反抗,他們就用污穢不堪的話來辱駡,尤其以左邊的人最為惡劣。

   我開始想,這一撥人究竟是誰呢?很有可能是國保,與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師被綁架那次非常相似,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脫光衣服,拳腳,電棍,扔到路邊,打車回家……不到兩年,親眼見到的政府綁架行為就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山東臨沂,陳光誠案開庭前一天,一個重要的證人陳光余被綁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樓下,陳光誠的媽媽和孩子被山東警方綁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陳光誠被綁架,2006年8月17日,高智晟被綁架,2006 年2月16日,胡佳被綁架,2006 年4月16日,劉正有遭綁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平被綁架,2008年 1月14日,齊志勇被綁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權案件中,以綁架的形式來抓當事人、抓證人、抓律師,也常有發生。

   挨一頓打算不了什麼,我的身子骨還承受得住。但這夥人兇神惡煞,如果不是東廠而是土匪,那麻煩就大了。在辦案中得罪過一些官員員警,他們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較慘。卸掉一個胳膊一個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樣被打癱瘓,也並非沒有可能。人到這個時候,就得認命。

   四十多分鐘以後,車停了;從附近的狗叫聲感覺,像是在郊區農村。幾個人從車裡出來,押著我到一間屋子裡,從始至終我不知道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姑且叫他們四個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惡。

   摘下頭套,他們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間站著。幾個人圍著我,一張張兇橫的臉。一個人說,“把衣服脫了!”心想糟了,要開練。我沒動。不料他說:“把外套脫了,屋裡熱。”

   一個人開始訓話,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個,但無法證實。

   “知道為什麼找你嗎?”

   “你們是誰?幹什麼的?”我大聲反問。

   “我們市局的。不是黑社會,你放心吧。”

   “你們有證件嗎?”

   “現在不是時候,需要的時候會給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們掰得很痛,就不斷地來回活動,像拳擊選手上場前的準備動作。

   “怎麼,要打架啊?”E說。“再這樣動,我們的槍走火了怎麼辦?”“哥幾個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嗎?”

   赤裸裸的暴力威脅。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來的時候,說樓下有個可疑車輛,發動機開著。我想無非是昌平國保想在兩會期間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沒什麼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輛熟悉的桑塔納,應該跟我沒關係。原來就是這個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著他們看,不說話。站著,往上看頂棚,儘量不低頭。房間裡有兩張桌子,幾把椅子,窗簾嚴嚴地把窗戶堵住。此外兩盞燈,一個暖氣片,別無他物。正前方的那盞燈,正對著我的眼睛,沒點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訪民說的“特提室”,我猜那東西很可能是強力燈光兼錄影設備。不管怎樣,這裡不是賓館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訊室了;第二天趁他們開門的時候,我還看到走廊對面也有個幾乎同樣的審訊室。

   “這裡有這裡的規矩,不如實回答,別怪我們不客氣!”

   我最擔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書,又累又餓。我提出條件:“讓我回答問題可以,但我有兩個條件,第一要給愛人打個電話,第二要吃飯。”

   他們說,按照規矩電話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慮。又來訓話。這夥人是洗腦專家,有極強的演說欲,可講出來的東西都是些陳詞濫調,思想貧乏,邏輯混亂。

   一個多小時以後,一個人回來說,“電話不能打,但可以發個短信。你準備說什麼啊?”

   “我只想告訴她讓她別擔心。”

   “你就寫:在和朋友談事兒。”

   給我手機,我寫道:“老婆,別擔心,照顧好孩子。在和朋友談事兒。愛你的老公。”他們審查了一會兒,覺得不是在傳達其他的資訊,就讓我發送了。時間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著判斷是否是我本人發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經“出事”了。因為我平時出來不會用“照顧好孩子”、“愛你的老公”這類詞。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過了一個小時,他們拿來盒飯,讓我吃。油麥菜已經涼了,不新鮮,也不夠吃。F說,“吃吧,裡邊更素。”“裡邊”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們多次暗示,那裡面日子更難過。

     

(二)

     

    E說:“判你個十年,等你出來成老頭兒了,還能幹什麼呢?”

   “別跟政府作對。我們把你飯輒弄沒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飯輒就是工作、謀生方式。他們可以讓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對入獄前和出獄後的一些思想犯,他們一直是這麼做的。

   E說:你在這兒的時間長著呢。一會讓我這位同事給你宣佈一下這裡的紀律。F體格粗壯,三十多歲,後來知道他是看守人員的頭兒。

   “第一,早晨六點起床,進行操練。第二,警官進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實回答問題,聲音要大。”

   這個第二項,明擺著是要侵犯人的尊嚴。給這幫專門以思想自由為敵的秘密員警起立,真是沒有天理了。

   兩個打手虎視眈眈的坐在我的兩側,隨時準備動手。我得想辦法消極抵抗。

   我也知道,那個像探照燈似的東西, 一定同時對我進行全程錄像。我儘量要在每一秒鐘都保持平靜和自信。

   之後進來另外兩個人:按照出場順序,應該叫G、H。他們專門負責問話和做筆錄,大概是預審處的。他們進來的時候我沒有起立,E說,你是不是把規則忘了?我懶洋洋地站起來。但不說“警官好”。(後來我一直堅持不說,在他們出門的時候也不起立;在進門的時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樣子,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時候我在吃飯或寫東西,就裝做沒看見他們進來,他們也沒有表示反對。)

   E、F都出去了,屋子裡剩下G、H、我以及兩個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個,三班倒,24小時進行看守,寸步不離。吃飯、睡覺、上廁所、思考問題,總有兩雙眼睛在近距離逼視。一下子想起《1984》裡的電幕。按我的理解,24小時嚴密看守,大概有三個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殺,另外就是彙報被看守人的一舉一動,包括生活習慣、身體狀況、心理狀態、情緒變化,據說他們有專門的洗腦專家,通過這些細節來發現一個人的弱點,然後展開心理攻勢,隨時調整洗腦策略。不過大小便的時候旁邊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著,真的很滑稽,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小的侮辱。

   G、H開始正式問話。G主要問,H主要記。問話中也摻雜著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問題是:

   你從農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學位,現在又是大學教師,又是律師,也有不錯的家庭,為什麼做這些事情呢?為什麼專挑政府的毛病,還跑到海外去發表?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途徑反映問題?政府做好事情的時候怎麼不見你出來表揚?你眼中還有沒有國家利益?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G說到在海外發表文章和愛國主義的時候,H好象有點激動,插話到:“崇洋媚外,臭賣國賊。”我用蔑視的眼神盯著他,不說話。不過這些洗腦工作者也一樣是洗腦教育的受害者,應該同情才對。

   G還不錯,不是毫無人性的那種。他說他自己的經歷和我有相似之處:出身貧窮,1992年上大學,也經歷了93 年申奧失敗的場面,等等。他說,“你首先想到給老婆打電話,說明你還是有責任感的,這不錯。但你有沒有想過多給國家負些責任?西方人本來就不瞭解中國,你又專挑黑暗面講,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成什麼了?”(另外一些時候他們的邏輯是剛好相反的。“什麼民主,什麼維權,你還是多為自己家庭想想,你進了監獄,老婆孩子怎麼辦?”)

   等他們全說完,我開始講:“我從小在貧窮的農村長大,對底層民眾的生活很瞭解。上大學學了法律之後,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孫志剛事件之後,我逐漸成為所謂公共知識份子,我覺得更有責任作些具體的事情去推動法治的進步;我是法律學者,是兼職律師,我覺得必須承擔知識份子的責任:說真話,做一個真實的人,這是最起碼的。但在目前的情況下,說真話也有風險;而我覺得這種風險應該更多地由有名氣、有知識、有資源的人承擔,而不是讓那些最無助、最悲慘的人去承擔。

   “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場合也肯定了人權方面取得的進步;雖然我認為這種進步主要由民間付出了不少代價爭取來的,但我也不否認體制內的人也做出過努力。做為獨立知識份子,我絕不會做歌德派,一味歌頌讚美,拍馬屁;我覺得,政府只要作一點兒好事,有一點兒成就,就會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記者、學者去歌功頌德,絕不缺我一個。獨立知識份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個制度不錯的社會裡,也永遠有各種弊病。

   “作為父親和丈夫,我同樣負有對家庭成員的責任。社會責任、家庭責任,一個都不能放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作著艱難的平衡。我當然不願意進監獄,但決不害怕進監獄。”

   他們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條第2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說:“我愛國,愛人民,從來如此,也不會改變。我覺得,指出我們國家、政府的缺點錯誤,積極地幫她改正,這是一種更深沉的熱愛。忠言逆耳,隱瞞和欺騙只能害了她。由於專業分工的不同,知識份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我對祖國如此熱愛,怎麼可能去煽動別人推翻國家政權?我專門研究法律,代理過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構成犯罪。”

 

(三)

 

    淩晨兩點多,他們才讓我睡覺。(2008年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對我審訊,持續到半夜12點,由於當天早晨不到5點就起床,晚上11點時我已經受不了了,不斷地說“我困、我困”,筆錄是在那種情況下做的。)他們從外邊搬來一張床墊子,我倒頭便睡。不允許熄燈,兩個看守坐在椅子上看著;他們比我更不自由。

   還好,他們沒有在早晨六點叫醒我。不知道幾點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樣子,我說,你們辛苦了。完全沒有挖苦,只是覺得心疼。他們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但他們在剝奪別人自由的時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們在毆打別人的時候,自己的人性何嘗沒有受到摧殘?

   疊好被子,洗臉,吃早飯,等著他們繼續問。

   7日上午問話的也是G、H。他們拿著列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採訪,共有15篇左右,包括《奧運前的中國真相》、《我們不能坐等美好的社會到來》、《抓捕胡佳意味著什麼?》、《關於<奧運前的中國真相>一文的說明》、《後極權時代的公民美德與公民責任》等等。有一些句子下面劃了線,顯然這些是他們認為“出格”的地方。一頁一頁地讓我簽字,逐字逐句地問。

   G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在我面前有兩條路,可能進入司法程式——刑拘、逮捕、審判、判刑;另一條路是態度好一點,爭取寬大處理,過一段時間就可以出去了。他對我印象不錯,說我人品很好,是高級知識份子,是國家需要的人才。有意味的是,他離開之前,用一種近乎懇求的語調對我說,“滕彪,你就違心地說兩句認錯的話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為了我好:有個好的態度,可以從輕發落;同時,在筆錄上如果反映不出來我的“思想轉化”,恐怕他也過不了關。

   在裡邊呆的時間越長,我對這個制度就越憎恨,同時卻對這個制度的執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同時也是為了那些剝奪他們自由的人的自由。哈威爾講過這樣的話:極權制度下,沒有人僅僅是受害者,而不同時是(或多或少的)同謀。換言之,也沒有一個施害者不同時是受害者。比如,面前這些只能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沒有權利分辨善惡的人。他們一定有各自的難處、尷尬和痛苦。

    只剩H一個人做筆錄。兩個看守。我。參與這樣一幅畫面我覺得有些尷尬。這是21世紀,一些中國人在真真假假地幫另一個中國人洗腦。想起《竊聽風暴》裡的那位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動甚至改變了那個在暗中的監視者。從這些人的問話中瞭解到,他們仔細看了我寫的所有文字;我覺得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的文字還是沒有白費心血;為了這一批認真的特殊讀者,我也不應該停止寫作,還要努力寫出更好的東西來。

   大約下午兩點,H問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會兒了。

   在沒有詢問人員在場的時候,他們也很可能對我進行全程錄像,我得讓他們知道我的內心是非常寧靜而坦蕩的;沒有恐懼和慌亂,沒有沮喪和懊悔,沒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監獄可以囚禁人的身軀,卻無法鎖住靈魂的高貴。我閉目養神,輕輕地吟誦我會背的唐詩宋詞,從五言到七言,從《將進酒》到《春江花月夜》;靜靜地回憶著我最心醉的音樂旋律,從貝多芬的《命運》到莫札特的《G大調第13小夜曲》。

   昨天夢見我從北大41號樓偷偷溜出來,給愛人打電話;電話裡說自己被看管著,必須設法出去。晝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太想打那個電話了。——41號樓是我讀本科時住的地方,也許今天的囚禁象徵著我上北大以後的必然宿命?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我開始睜眼看世界、開始聽見自己內心的召喚以後的必然宿命……

   想家。想孩子。巧兒到姥姥家已經兩天了,正好我這兩天工作忙,沒去看她。昨晚給妻子打電話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兒。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去?一個月,一年,三年?雖然這些傢伙威脅可能十年,但我覺得不可能。五年是個杠兒,憑我這幾篇東西,過不了五年那個杠兒。不能以李元龍四篇文章判兩年那個標準,那是近年來以“煽動罪”入獄的作家中“單價”最高的。何況外界的聲援也許會讓刑期打個八折……

   很多話想和愛人說。用心做了首詩,用腦子把它記住。下午要了一支筆,把它寫出來,就叫《獄中致愛人》吧。詩被看守搜走了,但願他們把它當成文學作品,而不是藏頭詩或政治檄文。

   現在我面對獄中的牆壁

   為你作一首情詩,我的愛人

   今夜,星星依舊在寒寂的夜空閃爍

   螢火蟲仍在低矮的草叢間時現時隱

   請告訴我們的孩子,這次來不及

   和她告別,爸爸就要出趟遠門

   請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來之後,給她暖暖的一吻

   請帶孩子去摸一摸柵欄下的車前子

   在某個陽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葉片上的露珠兒

   她就會感到我的愛是多麼深沉

   請在給丁香澆水之後 彈一曲漁舟唱晚

   相信我能夠聽到,我的愛人

   請照顧那些沉默而快樂的金魚

   那沉默裡隱藏著我豐富而動盪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條崎嶇顛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過歌唱,我的愛人

   路邊的柳葉緩緩地變換著顏色

   風中隱隱傳來遠方化雪的聲音

   一切聲音都在安靜裡面,這裡的夜晚簡單至極

   請你在想起我的時候不要歎息,我的愛人

   我的痛苦之河與喜悅之河已經溶匯

   它們曾經長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場濛濛細雨結束之前

   我會再次回到你的身邊,我的愛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盡你的淚水

   ——用我已經得救的靈魂

      

(四)

 

   有了紙和筆,舒服多了。練字,默寫唐詩。從小就喜歡書法,心儀于書法創作時那種物我兩忘的感覺。看守中如果有懂書法的,將來也許會允許我把家裡的筆墨紙硯帶進來……

   下午,F來了一趟:“你還有閒心寫詩!趕緊寫寫你的思想認識。我是負責看你的,跟他們怎麼處理你沒有關係。我這是為你好。以前從這兒出去的,都寫;從我的經驗看,寫的好的,出去的也快。”

   去他娘的思想認識!

   ——好,我寫。把昨天說的那些東西整理整理,寫成《我的感想》:關注人權,推進法治,自由思考,獨立批判,知識份子責任,拒絕謊言,說真話,等等,落款是“中國公民滕彪”。

   F看了說:“你這麼寫還不如不寫!這些東西,上面看了能高興麼?你看看能不能再寫一個?這個我給你保管吧。”他拿走了,連同那首詩。

   “上面”肯定看了這份“思想彙報”;連同那首詩。F想套我寫更多的東西,我卻不再寫了——再寫沒準兒“上面”更生氣,後果更嚴重。

    晚飯後,E又訓話,之後說:“我們領導一會兒來,說明對你的這個案子還是很重視的。”“領導”很快進來了,個子不矮,身體壯實,短髮,看樣子不到四十歲。按字母順序應該叫他O。

   O是個演講狂。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他一直沒停,講他的大道理。被人插話都被O打斷:“我還沒講完。”講完就走,沒給我反駁的機會。我知道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授總是講完就溜,不給學生質疑的機會。

   國保給做思想工作,我見得太多了,不下三、四十次。繞來繞去,跑不出四、五套路數。O也不例外,要點簡記如下:

   1、民族主義論:哪個國家沒有缺點?美國就好啊?美國幹我們這一行的,比中國多多了。在境外反動網站發表詆毀我國政府的文章,這是什麼行為?中國共產黨取得這樣的成就容易嗎?你去過故宮嗎?看看故宮那裡面盛水的大缸,看看那上面的刀印兒,帝國主義侵略者把上面的鎦金都給刮掉了。我們今天落後,難道跟帝國主義侵略沒有關係嗎?

    2、以卵擊石論:我這次來是主要是要告訴你,政府不怕你。政府怕過誰?不要企圖和強大的政權做對。魏京生、徐文立,名聲比你大多了,說判就判了,我們猶豫過嗎?你算個啥?被我們(部門)盯上,還有你好果子吃嗎?你後你甭想出國了!我告訴你,無論你這次什麼時候出去,你甭想再做維權了!賴斯這次來也提到了胡佳的案子,你知道我們外交部實際怎麼回答的嗎?“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法律,用不著你們管!”高智晟怎麼樣?現在老老實實的,我能把他叫來跟你做工作你信不信?

   3、惡法亦法論:有人說應該廢除刑法105條第二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別跟我談這個。我們的任務就是維護這一條。只要它不廢除,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我們就要執行它;如果不執行,那就是我們的失職。辦了高智晟,來了胡佳,抓了胡佳,又出來個滕彪,你還要“繼承胡佳的事業”,那好,我們就要用105條來對付你!

   4、家庭責任論:你現在多好,有車有房,你開的是福克斯,我開的是奇瑞,你房子140多平米,我 90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孩子那麼小,將來孩子問爸爸去哪了,讓媽媽怎麼回答?

    但O對我本人也表示尊重,他說:“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親屬,最瞭解你的,就是我。你人品很好,人性很好,寫的文章也不錯……”——一個好友在我出來之前安慰我的妻子說,我人品好,在裡邊可能不會被打。我覺得未必。不是所有“裡邊”的人都瞭解你的人品;而且“不打好人”如果是他們的原則的話,“不抓好人”應該也是。

   O最後說:“正式的司法程式我們也能走,但是太麻煩,你要這個證那個證的。”“我們還是本著教育和挽救的態度,再給你一次機會;不但要看你這次怎麼表態,也要看你以後怎麼做。”

   晚上10點多睡覺,一夜無話。

 

(五)

      

    六點被叫醒。洗臉後,在房間裡活動身體。

   G來了,問我有什麼考慮。

   我說了幾點意思:1、我的文章個別句子和用詞的確有不恰當的地方,以及引用後沒有調查核實的地方,以後會注意。2、我以後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3、奧運結束之前,不寫關於奧運會和胡佳案的文章。(這一點是2月22日北京市國保對我的要求,有我自己寫的書面聲明。根據當時的形勢判斷,不答應就馬上讓學校開除;答應了損失也不大。這次綁架想要達到的目的也無非是讓我少些東西。)

   妥協是必須的,為了早點兒回到家人身邊。但要守住底線:不能傷害他人;不能和他們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接受他們提供的工作,為他們提供消息之類;不能認罪;不能放棄以後寫作的權利。前兩條是牢底坐穿也不能違背的東西。(但如果有人在酷刑之下或者巨大的心理精神壓力之下寫了保證書或悔過書,我完全理解。在綁匪的脅迫之下寫下“我熱愛綁匪”難道有什麼可恥的嗎?威脅恐嚇之下的保證能算數嗎?哪一種事業比一個人承受肉體上的痛苦更重要?哪一種信仰或理想會因為一個人被迫表示放棄而受到損害?)

之後我說,“我希望你們48小時之內放我,也就是今晚8:40之前。因為一些我個人的情況,第一,我岳母是間歇性精神病人,她在1998、2000、 2002、2005、2006年都犯過。如果我出事,她很可能再犯。第二,我每天要接送孩子去幼稚園;第三,我週一要講課,至少得花一天的時間準備;第四,我的一些朋友肯定要聯名呼籲,人權組織也要呼籲和抗議,媒體也少不了報導,這對政府形象不利;還有一些機構可能要等失蹤者48小時沒有消息才會作出反應。我沒有威脅的意思,都是為了政府和奧運形象考慮。

   “最後一點,如果你們今晚不準備放我,我需要些日常用品:內衣、牙刷、牙膏、毛巾、襪子、剃鬚刀,還要一些書。只要有書,我可以安安靜靜地看書,多久都行,不給你們找任何麻煩。”

   G去彙報了。幾分鐘後,給我拿來牙刷牙膏和毛巾:“刷刷牙吧,但內衣我們解決不了。”看來是不準備放我?

   中午G又來了,我問,向上面反映了沒有?他又說了一大套。核心思想是,放人。

   午飯很好。在裡面共吃了六頓飯,一頓比一頓好。

   午飯後換了兩個看守,P、Q。Q看了我寫的鋼筆字,問,你練過柳體?我說是啊,但練顏體更多些,對《顏勤禮碑》下過些功夫。他說他也寫書法,有一段時間很鬱悶,就寫書法來調節。我說,是啊,書法能淨化人的心靈……

   G進來,把從我身上搜出來的東西還給我,錢包,鑰匙,手機。“現在不能開機,到家再打電話。”

   P、Q給我帶上淺綠色的頭套,G說委屈你了。我說,我理解。架我出去,客氣地提示我,“抬腿”、“低頭”、“上車”。

   一路上G和我談孩子的教育問題,他有個6歲的女兒,孩子她媽總想著給她很多工,讓她參加各種各樣的學習班、興趣班。我說這樣不對,應該讓孩子多和同齡人在一塊兒玩兒,多接觸大自然,帶她到農村野地裡去,數星星。給孩子自由的空間最重要……。我們教育孩子不應該以競爭中取勝為唯一目標或最高目標,金錢、地位、名譽都不是最重要的;豐富的內心生活,體驗幸福的能力,能感受到愛和美的心靈,才是一生也享用不完的財富。

   他聽著覺得很有道理。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出來我那些話裡面的雙關。

   大約四十分鐘,到了我家附近,摘下頭套,和他們告別。一輛黑色捷達,沒有車牌。

      

(六)

      

    巧兒看到我,高興地趴在地上。我抱起她,很想哭。

   妻子沒覺得我能這麼早回來,她說她準備下午遊個泳,把身體和情緒都調整到最好狀態,投入漫長而艱巨的營救工作中去。

   抬頭看表,下午1:40。

   朋友們都說她的表現很精彩,和朋友商量對策、報案、接受採訪,從容鎮靜,尺度把握得恰到好處。她把我出事後發生的事情都詳細記錄下來,每個電話,每個採訪。

   3月8日7:20,早上醒來,很安靜。不敢多想,一想就要流淚。

   3月8日7:44,徐老師打電話問情況,讓我別著急。我不能控制地哭了。

    我不想讓她再為我的失蹤而哭泣。可我卻不知道能否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一個朋友和我說:“你在樓下掙扎狂喊了三分鐘,都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看。派出所來調查,也沒有人願意作證。這樣的國民——值得你為他們去爭取自由和人權嗎?”

   值得。

   造成他們恐懼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萬萬個像我一樣的普通維權人士所試圖改變的。就算僅僅為了我的女兒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我也無法放棄我的夢想,我的寫作,我的行動,我的愛。

   我不會放棄。哪怕有一天我失蹤以後,再也無法回來。

      

                               記於3月10-12日,北京家中。

      

    注:感謝蕭瀚、許志永、王天成、浦志強、王建勳、劉曉波、王德邦、李方平、韓一村、李和平、江天勇、昝愛宗、李蘇濱、張鑒康、程海、王光澤、淩滄州、李勁松、童話大姐、曾金燕、範亞峰、沈浪、溫克堅、張倫、楊春平、齊志勇、黎雄兵、張立輝、李劍虹、陳光福、李柏光、李曉蓉、張佳玲、張敏、張裕、陳昕、 Albert Ho、Jerome Cohen、Eva Pils、Mark Allison、Keith Hand、Jim Yardley、蒲傑夫、舒海雲、杜麗緹、夏明、赫林娜、瑪萊雅、胡平、呂京花、楊建利、盛雪、王丹、王軍濤,等等;感謝人權觀察、維權網、耶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獨立中文筆會、美國筆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對華援助協會、中國人權、世界反死刑聯合會等。還有很多朋友、記者和機構給了我及時的幫助和溫暖的問候,但我不方便說出你們的名字。

 

致愛人滕彪

王玲

今夜我難以入睡。
從你消失的那一刻起,
就開始了等待,
如此漫長,不知道盡頭。

昨夜的夢依舊清晰的浮在眼前。
自從你走後,
我就進入了夢鄉,
那裡能和你相遇。

你來到我面前,
有時候精神抖擻,
有時候鬍子一大把頭髮老長,
無數的夢,夢裡還是夢。

你有夢嗎?
夢見我們可愛的女兒了嗎?
你聽見她們說爸爸,我好想你了嗎?
你知道她們看著你的照片說:
我家的大力士,你在哪了嗎?
你知道班級親子活動時,我又當爸又當媽,
我努力扮演著爸爸,但那不可替代。

孩子問起我爸爸在哪,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在國外,很遙遠的地方,幫助別人,
要很久才回來。

很久是多久,很遠是多遠?

你正行走在一條崎嶇顛簸的路上,
你在不停地歌唱,
你夢中的炊煙還在嫋嫋升起,
人們都已漸漸遠去。

雪融化了,
花還在開,
這個春天,我認識了許多新的花。

快回來吧,你聽到了嗎?
我們很想你。

2011年4月19日王玲寫在滕彪失蹤6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