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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國際反酷刑日】被酷刑的維權律師自白: 劉曉原

劉曉原:律師被失蹤一周年記

今天是4月14日,讓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今天,即2011年4月14日被強行帶走失蹤五天之事。

2011年4月14日晚十時許,我被便衣人員帶走,他們說是北京市公安局員警,但沒有出具警官證和法律手續。我被帶到郊區秘密辦案點後,也沒有見過法律手續。

這個秘密辦案點是郊區一家賓館,我在一間房裡被關押了五天,每天有多個員警輪流看守我。前三天還戴著手銬,睡覺時也不打開,直到第四天才打開手銬。

在裡面,我遭到人格侮辱和人身威脅。他們指控我的“罪行”,是炒作了上海楊佳襲警案、貴州何勝凱殺法警案、福建三線民誹謗案,但最終還是指向了艾未未案件。說我接受了眾多外媒採訪,成了反華勢力幫兇,煽動顛覆了國家政權。

說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寫的博文和接受採訪所說的話,都在互聯網上可以查到,沒有一篇文章,哪怕是一句話,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有關。

如果寫文章關注案件,特別是談自己辦的案件,這也算是“炒作”的話,不過是職業紀律的問題。如執業紀律中有問題,應由律師協會和司法局查處。假使我在這些重大案件中涉嫌了犯罪,也應由上海公安機關(楊佳案)、貴州公安機關(何勝凱案)、福建公安機關(三線民案)立案偵查。

我在北京做律師八年,從來沒有做違法之事,更不要說做犯罪之事了。

我在裡面五天時間發生的事情,在此,我暫不想細說,正如有個法官對我說的,留待以後再寫吧!

我是一個律師,可以說是“紅色律師”,從來沒有想到過會因代理案件或關注案件被失蹤。

執法機關沒有法律手續就可把一個公民帶走,讓我有如回到了無法無天的文革時期。設想一下,如果是他人把我強行帶走羈押了五天,按照《刑法》規定,他就涉嫌了非法拘禁犯罪,就要面臨法律的追究。可讓我失去人身自由的是員警,也就不用為濫用公權而承擔法律責任了。

現在,中央正在查處薄委員的問題,在對外的宣傳中,始終強調“中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機關或個人,不能淩駕法律之上,不能享有法外特權,觸犯了國家法律,必須受到追究。可是在現實中,執法機關淩駕法律之上,濫用手中公權的問題,又有多少受到了法律追究呢?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後記者招待會上說,要警惕文革餘毒,要防止文革重演。我想,如果不加快政改步伐,不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文革的重演完全有可能。

去年被失蹤人中,不僅有執業律師,還有維權人士、異見人士,但至今也沒有哪個機關或哪個人出來,為我們的失蹤承擔法律責任。

我被失蹤雖然只有短短五天時間,但給我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沒有消失,包括我家人在內,精神上傷害也沒有痊癒,家人仍在為我是否還會再被失蹤而擔憂。我沒有違法犯罪行為,也被執法機關強迫失蹤,這不應是我的恥辱,而是法治的悲哀。

我的被失蹤,律師協會和司法局是知道的。讓我徹底絕望的是,他們沒有履行保護律師之責,相反在去年的年檢中,還卡住我的律所年檢不讓通過。按照朝陽區司法局公律科牛旭科長的說法,哪是因為我辦理了敏感案件,給他們帶來了很大壓力。如今,2012年的年檢又開始了,我幾乎已被逼入了絕境。

有網友問我,作為一名律師,為何不去討說法?一個律師連自己合法權利都保護不了,又怎麼去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網友的質問一針見血。我想,這些事遲早是要討一個說法。

保護人權,早已寫入憲法,現又寫入刑事訴訟法。為了更好地保護每個公民權利,改善中國人權狀況,還有什麼理由不批准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