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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国际反酷刑日】被酷刑的维权律师自白: 刘晓原

刘晓原:律师被失踪一周年记

今天是4月14日,让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今天,即2011年4月14日被强行带走失踪五天之事。

2011年4月14日晚十时许,我被便衣人员带走,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警察,但没有出具警官证和法律手续。我被带到郊区秘密办案点后,也没有见过法律手续。

这个秘密办案点是郊区一家宾馆,我在一间房里被关押了五天,每天有多个警察轮流看守我。前三天还戴着手铐,睡觉时也不打开,直到第四天才打开手铐。

在里面,我遭到人格侮辱和人身威胁。他们指控我的“罪行”,是炒作了上海杨佳袭警案、贵州何胜凯杀法警案、福建三网民诽谤案,但最终还是指向了艾未未案件。说我接受了众多外媒采访,成了反华势力帮凶,煽动颠覆了国家政权。

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写的博文和接受采访所说的话,都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没有一篇文章,哪怕是一句话,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关。

如果写文章关注案件,特别是谈自己办的案件,这也算是“炒作”的话,不过是职业纪律的问题。如执业纪律中有问题,应由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查处。假使我在这些重大案件中涉嫌了犯罪,也应由上海公安机关(杨佳案)、贵州公安机关(何胜凯案)、福建公安机关(三网民案)立案侦查。

我在北京做律师八年,从来没有做违法之事,更不要说做犯罪之事了。

我在里面五天时间发生的事情,在此,我暂不想细说,正如有个法官对我说的,留待以后再写吧!

我是一个律师,可以说是“红色律师”,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因代理案件或关注案件被失踪。

执法机关没有法律手续就可把一个公民带走,让我有如回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设想一下,如果是他人把我强行带走羁押了五天,按照《刑法》规定,他就涉嫌了非法拘禁犯罪,就要面临法律的追究。可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是警察,也就不用为滥用公权而承担法律责任了。

现在,中央正在查处薄委员的问题,在对外的宣传中,始终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机关或个人,不能凌驾法律之上,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受到追究。可是在现实中,执法机关凌驾法律之上,滥用手中公权的问题,又有多少受到了法律追究呢?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说,要警惕文革余毒,要防止文革重演。我想,如果不加快政改步伐,不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文革的重演完全有可能。

去年被失踪人中,不仅有执业律师,还有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但至今也没有哪个机关或哪个人出来,为我们的失踪承担法律责任。

我被失踪虽然只有短短五天时间,但给我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没有消失,包括我家人在内,精神上伤害也没有痊愈,家人仍在为我是否还会再被失踪而担忧。我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也被执法机关强迫失踪,这不应是我的耻辱,而是法治的悲哀。

我的被失踪,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是知道的。让我彻底绝望的是,他们没有履行保护律师之责,相反在去年的年检中,还卡住我的律所年检不让通过。按照朝阳区司法局公律科牛旭科长的说法,哪是因为我办理了敏感案件,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如今,2012年的年检又开始了,我几乎已被逼入了绝境。

有网友问我,作为一名律师,为何不去讨说法?一个律师连自己合法权利都保护不了,又怎么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网友的质问一针见血。我想,这些事迟早是要讨一个说法。

保护人权,早已写入宪法,现又写入刑事诉讼法。为了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权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还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呢?